一 毕业论文的重要性

个人认为，日语系的学生在四年的学习期间，至少应该学到两方面的知识。其一，当然是日语。但是不是说仅仅学到日语就可以了。因为日语系的毕业生虽然以后可能从事诸如教师或者翻译等语言方面的工作，但是更有可能的是从事语言以外的工作。所以在大学学习的第二方面的知识，就是做学问的方法。这个方法，更是日后从事各种工作的方法的基础。而最能锻炼、最终掌握、并且说明你具有这个方法的东西，就是毕业论文。

毕业论文实在是诸位同学在大学期间的，甚至于是你从小学就开始学习的漫长过程的一个集大成式的总结。它应该体现你在漫长的学习过程当中所学习到的知识、思考的问题、得出的结论等。而且它不光是决定你是否能够顺利毕业，更是你日后入学深造，进入社会工作的重要参考资料。尤其是对于个人而言，更是对自己在学期间的一个总结，交待。所以诸位同学应该非常重视毕业论文，尽全力写出好的论文。

论文写作，其本身也是有方法和技巧的。掌握了论文写作的方法，当然会事半功倍。以下，谈一谈论文写作的方法和技巧。

二 毕业论文和报告的区别

在诸位同学三年级的时候，就会有老师要求课堂发表，或者要求写报告。而毕业论文和这些发表，报告是有区别的。

首先，报告或者发表，一般是由教师指定题目，同学们一般都是搜集资料进行总结即可。这里，有关题目的设定，也就是问题意识，是由教师提出的，并非是诸位自己提出的问题。而毕业论文要求诸位自己提出问题，并且围绕自己的问题进行解答。

其次，报告或者发表一般要求总结能力，或者再深入一点，指出问题点就可以了。而毕业论文不但要求在问题设定的基础上对先行研究进行总结，更要求以此为出发点直至得出解答（结论）的过程中，使用严密的论据，实证地逻辑地展开论证。

一般来讲，所谓的学术论文要求提出别的研究者没有提过的崭新的发现或者论点。仅仅是把他人的研究进行整理总结，只能算是研究笔记，不能叫做学术论文。诸位同学要写的毕业论文，在本质上和对于学术论文的要求是一样的。只是在要求时并不是一味要求标新立异，也强调从先行研究当中大量学习，展示自身的独自的分析和考察。

三 和先行研究的关系

一般来讲，所有的论文都要首先提到先行研究。而为什么要提到先行研究呢？这是诸位在提出自己的问题以后，围绕着自己的问题，首先要明确先行研究者是如何考虑的，并且是为了提示导出自己的结论的线索。所以，提出什么样的先行研究和如何提出，都是紧紧围绕自己的问题的，为导出自己的结论服务的。请大家以此为标准，来确定论文中的先行研究的写作。

四 论文写作的顺序

1、问题设定

在日文版的实践手册里有相关记述，这里我只是重复一下要点。要明确研究的对象。这个对象当然是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而且这个对象的范围设定一般要大小合适。太大，比如说“日本的环境温暖化问题”等等，这种题目肯定不是一篇论文就可以写好的，所以不行。太小，比如说“日语系04级学生的家庭意识”，即使写了，没有普遍性，不具学术价值，也不行。所以这个大小要合适。这还和自己的研究条件相关，所以建议诸位用以下标准来设定问题，其1、自己是否有明确的意见观点？其2、自己是否有足够的相关资料？其3、自己是否有足够的研究能力？其4、这个问题是否有研究价值？当然，自己不好判断时，应该请教同学或者老师，帮助自己下判断。

2、提出假说

论文的题目设定好后，即问题设定好之后，应该提出假说（假定的结论）。光是设定好问题后，论证是不会自己展开的。应该提出假说，并围绕假说去收集资料、阅读文献，并试着组织论证。当然，大部分的场合，随着论证的展开，假说都要进行若干的修正，甚至于推翻，但正是这个过程，才造就了论文。一开始就畏惧假说不成立，而不提出假说，研究就不可能有进展。

3、研究的展开

这当然是检证假说的过程。一般来说，首先要做成一个文献列表。这当中有已经读过的，接下来要读的，甚而由过程当中追加的。其次，做成一个研究日志也是很重要的。每天的进展、读书的笔记、突然的想法等等都应该一一记下。其他的诸如读书笔记、历史年表、人物关系图表、地图、引用文献的摘抄等等也应该及时记录整理。

4、论文的写作

写作的方法当然不止一种，这里按照刚才所讲，先进行总结。

问题或题目的提出（问题提起）、其理由的说明（问题意识）→提出假说（此时有可能会先提出结论）

→调查、研究的方法和内容的提示→分析考察→结论。

接下来就是具体的写作了。但是大部分的情况下，直接写作论文正文还是有困难的。所以一般都是先写出整个论文的概要，在此基础之上作出章节布局，然后写每一章的概要，然后才是正文的写作。在这个期间，前述的文献列表、研究日志、读书笔记等物的整理就变得很关键。

还有就是定时地发表。本学校规定在四年级第一学期里要进行两次左右的指导老师指导下的发表，第二学期前十周之内有两次较大规模的中间发表。第一次中间发表应该在第四周举行，在这个发表之前，诸位的论文进程应该已经达到章节设定完成，每一章的概要写好的程度。在发表当中接受老师和同学们的意见和建议，补充或者改正论文的论证论据，修正论文的构成和内容构想等等。之后应该进入正文写作。在第二次中间发表的时候应该写出论文的初稿，并重复上述过程，使论文更加完善。提交之前，应对照实践手册仔细订正文字、语法、标点符号、引用方法等内容。

五 单纯的主观和分析考察的区别

尤其是文科的论文，有关作者主观的问题是很多的且很模糊的。这里，我把科学的方法称之为“分析考察”，而把作者的主观意见称之为“单纯主观”。二者的区别在于，是否具体地并且逻辑地提示了证据和展开了论证。在以事实的调查为基础的研究论文当中，要检讨和提示什么事实为自己的主张提供了根据，关于这个事实的其他解释为何不成立等等。有关哲学或者思想的论文，更是要论证自己的主张比起他人的主张更具有普遍性。

六 一些小聪明

1、多看书，勤纪录。相关文献当然要多看，时间充裕的话多多益善。但是为了提高效率，一定要勤于做笔记。读书时旁置一笔记本，相关内容的要约、整理、摘抄、批判、感想等等都及时纪录。有人甚至于在枕边放置纸笔，以备睡觉时突然有什么想法需要纪录。这些事情，真的是转头就忘的，不记下来，后悔莫及。

2、改动是常事。提出假说后构想的章节，搜集资料写下的初稿，随时都有可能面临改动。或者说改动才是常态。没有一开始就构想完美，所有的论据都支持，论证也顺其自然而且符合逻辑，结论和假说严丝合缝这样的事情。所以不要怕改动，反而为了改动要大量的写，直到最后完成。有人的笔记和最终论文的长度比例是约20：1。

3、想象读者。写论文说到底就是向人说明一件事情，所以一定要想象一个读者，以此人为对象，娓娓道来。不然的话，以不管三七二十一写完了就算的态度写好后，最终的读者也就是被催眠的自己和可怜的老师了。但切忌不能用对话体。

4、模仿大师的论文。没有谁生下来就写一手好文章，所以任谁都从模仿开始。既然模仿别人，当然从模仿大师开始。选定几个大师或者几部大师的论文，仔细研究他们的构成，论证的过程，甚至于行文风格，加以模仿。切忌不能抄袭剽窃。

　　　　　　　　　　　　　　　　　　　　　　　　　　　　　　　　　　　　　　　　　　　　孙攀河

 

（照片中的三个人即所谓的“明治三杰”，左起依次为木户孝允、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

 

哈贝马斯在《公民身份和民族认同》一文当中，围绕两德统一和欧盟成立等历史大事件的时代背景，具体深入地分析了公民身份和民族认同。特别是受到该文第一章《民族国家的过去和未来》当中所阐述的内容的启发，本文力求通过对日本近代国家形成期——主要指明治时期——民族认同问题的探讨，解明“国家主义”以及“民族认同”等概念的“人为性”或称“作成性”（日语：作为性）本质。

在该文当中，哈贝马斯通过对“民族”（Nation）概念的产生以及发展的分析，指出“民族”概念包含有两种含义，一种是作为血缘共同体的“民族”，另外一种是作为主权的载体的“民族”。 随后，“民族”概念当中的这两种含义逐渐交叉。随着18世纪法国大革命，“民族”认同逐渐从前近代的血缘共同体渐而转为公民的民族——“公民积极地运用其民主的参与权利和交往权利的实践”——这一共和主义的方向上来了。

本文将探讨日本近代国家形成期，“民族”这一概念的产生和发展，并对比哈贝马斯对欧洲近代民族概念的阐述，探讨日本近代民族认同的特点。

“通过历史意识和浪漫主义文学——也就是通过学术方式和文学方式——表达的民族主义，为这样一种集体认同奠定了基础”。 哈贝马斯

一、日本近代民族认同当中的天皇和历史意识

1853年，被美国海军提督佩里用巨舰和大炮打开国门之后，日本江户幕府对全国的统治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由于幕府对外政策的失误以及多项不平等条约的签订，特别是在中下层武士当中，产生了很多倒幕主张的人。最终在这些倒幕派的运动之下，1868年打响了倒幕的戊辰战争，并组建了由倒幕派人士组成的明治新政府。明治新政府并不具备德川幕府诉诸历史的正统性（德川幕府统治日本260余年），为了政权自身的安危，于是抬出了全日本最具历史正统性的天皇，并宣称明治维新的性质是“王政复古”。

在“五个条誓文”、“天皇巡游”、“迁都东京”等等，由天皇亲自出面的一连串眼花缭乱的政治秀之后，天皇正式出现在政治舞台的中央。而在此之前，天皇的权力被贵族或武士阶层取代已达千年之久，民间的很多百姓甚至并不知道天皇的存在。

在日本历史和社会当中，天皇有着特殊的地位。首先它在日本最早的历史书《日本书纪》和神话书《古事记》当中都被描绘成天照大神的子孙后裔，因此被日本本土宗教的神道尊为神。其次在近两千多年的历史当中皇统一脉相承从未断绝，被认为是在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万世一系”的皇室。天皇的这种宗教神秘性和时间上的特殊性被明治政府大肆宣扬，从早期政府专设“神祗官”（和最高行政长官太政大臣地位并列）到发起“毁佛废释”运动，直到把神道指定成为国家宗教，于是一个“祭政一体”的新日本正式诞生，而天皇则占据了世俗（国家行政系统）和精神（神道祭祀系统）两方面的领袖地位。

进而明治政府在1882年以天皇的名义颁布《军人诏敕》，在军队系统全面推行天皇的权威教育，最终把军队教育成天皇的军队——“皇军”。然后在1890年发布《教育敕语》，并在小学校等教育机关强制推行，由此天皇的臣民——“皇民”也逐渐被教育形成。

1945年战后，日本终于摆脱了天皇制国家主义的束缚，特别是历史学界也终于摆脱了形而上的宣扬万世一系天皇的“皇道史观”，实证主义史观、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史观等成了学界主流。并且，对天皇制的批判也成了历史学界的一大主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产生了很多优秀的研究成果。例如对天皇制支配意识形态的原理进行深入探讨的丸山真男的《现代政治的思想和行动》、藤田省三的《天皇制国家的支配原理》，以及安丸良夫的《近代天皇像的形成》等。这些研究的一个共同之处，都是从各个侧面详细地探讨和发掘了近代天皇制的形成和发展状况，解明了天皇制是由明治政府为首的统治阶层人为地制作出来的，而并非是先天的、传统的、不可改变的。

如果说日本政府借用天皇自上而下地推行一种“作为性”的历史意识的话，那么与此相呼应的就是发自民间的自下而上逐渐形成的新的语言方式——近代日本的国语。

二、日本近代民族认同当中的文学和文体

阅读明治时期的日文文献资料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情，因为明治时期流行的文章体裁（文体）多样纷杂。既有纯用汉文写就的著作，又有曾是天皇贵族专用的雅文体，还有汉和折衷的汉文调文体，以及流行于民间的通俗文体等等。如此众多的文章体裁——语言表达方式给意图不光在本国国土上，还要在意识形态上统一日本并形成“国民”的新生日本政府带来诸多问题。虽然也有政府官员居高呼吁，但主要承担解决此项问题的却是当时的知识阶层，包括学者和文学家等。

日语中一直存在的汉字和大量词汇的汉语发音（音读）一直以来都构成日本人的外部想象，并间接地强化了日本自身作为“大和”民族的意识。江户中期以来兴起的以本居宣长为首的国学家们致力于排除日语当中的“汉意”，并意图发现日语当中的“和心”。他们力求通过对日本最古典的文献《古事记》的研究，发现并创制一种纯粹的“国语”（以训读为主）。但其最终的结果，是当他们表述这种思想时，还是必须得使用夹杂着汉字和汉语发音的日语。

明治时期的一些具有洋学背景的知识分子如森有礼等人，力主废止当时和汉混杂、缺乏逻辑严密性的日语，而改之以英语代替，或者全用罗马字（书写表记方式）代替。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明治时期日本语言所面临的严重问题。

明治时期日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汉字在普通民众当中的普及率不高，和知识阶层意欲创出适应“文明开化”时代背景的“国民”之间的矛盾。于是例如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等人，在推行启蒙运动的时候一边引进演说这一新的启蒙教育方式，一边把演说当中使用的简明易懂的生活语言用到书写当中。福泽本人的《劝学篇》、《文明论的概略》等著作也因为浅显易懂而成为当时最畅销的著作，甚至发生了出现数种盗版的情况。而由福泽等启蒙思想家推行的这种文章体裁，逐渐构成了现代日语的雏形。

在《想象的共同体》当中，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论述了由“印刷资本主义”印刷的报纸、小说等的语言在国土范围内广泛使用，使得在空间上相距很远的人也产生了“想象上”的纽带，形成“想象上的共同体”，促进了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并同时形成也了“国民”。

明治时期的日本由于倡导“文明开化”，出现了很多的报纸和刊物。由于民间的自由民权运动和政府的对抗，当时的报纸刊物大致可以分为“民权派报刊”、“官宪派报刊”，以及明治20年代以后逐渐出现的非政治类报刊几种。特别是在明治前期自由民权运动方兴未艾的时期，虽然运动一侧的报刊援用各种西欧政治思想对政府极力攻击，政府一侧的报刊也发动舆论猛烈反驳自由民权思想，但最终有一点不可否认，那就是在热闹的论战过程当中，两派的基本理论预设都是一个统一的日本国家。民众也逐渐改变了江户幕府260余年诸侯（大名）分治，各诸侯国之间互相敌视甚至不相往来的意识，而将“日本国家”以及自己的“国民”身份内面化成为自发的意识。

而明治中期之后大量的报刊出于发行量的考虑，纷纷增设娱乐内容，并催生出用文字记载“相声”、“讲谈”等内容的形式，最终开启了近代日本文学的肇端。当文学家二叶亭四迷发表其代表作《浮云》的时候，介乎于汉文和雅文之间的、更贴近现实生活语言的“汉字假名混合文”体裁已经基本成型，而二叶亭也被认为是开创日本近代“言文一致”运动的主要人物。这种在内容上被称之为“欧文直译体”（大量采用西欧语言的修辞表现方式），形式上以动词的机械的活用为主要特点文章体裁，在“文明”和“进步”的时代背景之下，被大多数的文学家认为是最优美的典范而采用。其后日语的发展在提倡“言文一致”的山田美妙、夏目漱石等人的著作畅销全国的背景之下，终于发展并固定成为现代日语。

自明治时期形成的日语到现在我们所看到并使用的现代日语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国语”的过程，这个过程和近代日本“富国强兵”的发展过程有着密切的关系。

1889年文部省颁布《学校令》，把中学的“和汉文课目”改为“国语及汉文课目”，并在大学增设“国语专业”。就此，同时期的关根正直提出了“国文—国民—国家”的三位一体的理论解释，主张“国文贯通于国民一统，赋予国民一体之感觉，乃一国特有之显象”。

而到了1894年10月甲午战争最激烈的时期，日本国语学者东京大学教授上田万年在一次题为《国语与国家》的演说当中，在日军取得平壤和海洋岛之战胜利的消息之下，更是从日语当中和汉“文字”势力的争夺的角度分析日语的现状，并把语言作为日本国家的基石之一，“若以之譬喻日本国语，可谓日语乃日本人之精神血液也。日本之国体主要因此精神血液而维持，日本人之人种以因此最为优良，可保存最为悠久之锁链而不至于散乱也”。

上田的国语论消除了国体、国家之间的界限使之一体化，最终导致天皇制“国体”的声音传遍作为国民的“皇民”全体，使之为了“民族”、“国家”和“天皇”而激动发狂，死而后已。

三、补论：“他者”和日本近代的集体认同

哈贝马斯显然强调近代集体认同当中的历史意识和文学的作用。从普遍意义上来讲，如果认为历史意识的本质应该是时间意识，而文学——依据安德森的观点——主要在空间上发挥其作用的话，那么就日本近代的发展特征来看，还应该补充一个“他者”的视点。因为“他者”的视点，就日本而言是一个包含了时间和空间的更加立体的观察角度。

直到美国人佩里带着坚船利炮打开日本国门之前的历史时期，虽然也有和西欧国家的一些交往，但是日本主要对比的对象一直是中国。历史上日本有弥生时代、大化时代、室町时代等数次大规模吸收中国文化的记忆，从政治军事、以及农桑医卜、宗教、生活习俗、文字语言等几乎所有的方面都充满着中国文化影响的痕迹。加之唐、明等时期和中国大规模交战的兵败，以及元朝“蒙古来袭”的惨败（中国方面因为台风等自然灾害而几乎全军覆没），日本一直以来视中国为“华夏”——文明先进之国。

古代日本向中国遣使称臣纳贡，其后虽然表面上主张中日两国地位平等，但实际还是派遣遣隋、唐使到中国积极学习，至中世虽表面上称臣却主要为了和中国贸易获利，到近世因为闭关锁国和中国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却一直保持民间的贸易往来。在东亚地域这个以中国为顶点和中心所构成的朝贡贸易体制——“华夷秩序”当中，日本一边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一边逐渐形成和发展了独自的“国风”文化，加强了自身的独立性。在这个变化过程当中，中国一直是日本学习的榜样，同时也是“非日本”意识的源头，给与日本以可供对比和超越的对象，构成日本自我形成的“他者”。

和中国相对的另一个“非日本”的“他者”，则是伴随着资本主义海外扩张来到亚洲的西洋诸国。在大航海时代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的传教士和商人都曾来到日本，但最终和江户幕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只有荷兰。因此研究荷兰的语言和文化（主要是医学和军事）在整个江户时期虽然影响不大但绵延不绝（兰学）。这种状况随着美国以及英法等国的到来迅速发生改变。

尤其是当日本发现甚至天朝上国的中国在英国军队的侵略之下尚且不堪一击之时，国家存亡危机感的主要原因就转化到西洋诸国一边。于是伴随着近代日本的开始，有关“他者”的视点也转向了西洋。整个明治时期举国上下奉行的“文明开化”、“富国强兵”、“殖产兴业”等政策无不以西洋诸国为目标，政治、军事、教育、甚至饮食风俗也一变成为西洋方式。修宪法、建军队、开学校、着洋装吃洋食，整个国家以成为西洋式的国家为目标。

反之，曾经的榜样——中国，因为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等的失败而一变成为反面教材的榜样。其结果，在测试近代日本富国强兵政策成功与否的试验场上，日本挑起中日甲午战争，并以亚洲霸主的身份跻身帝国主义列强俱乐部，加入到瓜分中国、朝鲜等国的行列当中。

两个“他者”的视点，首先从时间上使日本逐渐形成自我意识。无论是自中国传来的佛教、儒学、道教，还是从荷兰传来的西医、军事学、政治学等，都在传入日本之后不断结合日本自身的实际情况而本土化，产生变异。具有鲜明日本特征的如佛教的“显密体制”、“镰仓六宗”，或者结合中国禅宗和朱子学等思想的“武士道”，还有融合儒道佛基督等等思想的“神道”，以及主要参照德国模式建制的以明治《大日本帝国宪法》为标志的天皇制政治体制等等，都证明了日本逐渐自我形成的历史。

其次这两个“他者”的视点，在空间上也逐渐形成了日本的疆域（自我）。当中国迷恋于东亚朝贡贸易体制的时代，并没有给孤悬海岛的日本带来实质性的威胁。所以日本的疆域也主要集中在以九州岛、四国岛和本州岛大部的范围之内。西洋列强的到来，刺激了日本的空间意识，随即便发生了征服虾夷（北海道）和合并琉球的事件。这两件举措，使日本分别和俄罗斯、中国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外交冲突，间接地导致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而在这两次战争当中获胜的日本，把胜利的优势发挥到极致，迅速占领了朝鲜、台湾，控制了中国的东北大部（满洲）。可以说，在和中国、西洋这两个“他者”比较、竞争的过程当中，日本不断地扩大自身的空间（疆域），扩充自我。日本近代发展的过程，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一个不断扩充自我的过程。

本文尚未探讨哈贝马斯在《公民身份和民族认同》一文当中提到的民族国家当中集体认同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民主的公民身份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近代日本的发展过程当中也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明治早期的自由民权运动，无论是以法国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为典范的，民权派左翼思想家中江兆民的观点，还是代表逐渐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的福泽谕吉的官民调和和保守改良的观点，以及轰轰烈烈的运动整体，都可以看作是作为近代民族国家的日本历史当中争取民主的公民身份的过程。尽管这个过程是“美妙的但又是薄命的”（丸山真男）一个过程。

明治时期的自由民权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却发挥了民主政治的启蒙作用。到了20世纪初期的大正年代，又一场激烈的大正自由主义运动勃然兴起。然而却又遭致更猛烈的军国主义以及法西斯主义的反攻而失败。虽然如此，毕竟又一次地积累了民主政治的经验。待到1945年日本战败后，在美国主导之下的民主改革过程当中，曾经的经验促成了现实当中成功的民主政治。这已经超出了本文能力所及的范围，留待成为今后思考的课题。

 

参考文献

1、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三联出版社。

2、田保桥洁《近代日鲜关系的研究》，岩波书店。

3、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

4、小森阳一《日本近代国语批判》，陈多友译，吉林人民出版社。

5、丸山真男《现代政治的思想和行动》，岩波书店。

6、松尾章一《近代天皇制国家和民众、亚洲》，日本法政大学出版局。

7、叶渭渠《日本文化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8、童世骏老师讲义。

等。

 

整理旧物，发现还曾经做过这么一个发表。藏之柜底任由积尘似乎有点可惜，贴到这里与大家分享。

前田利家是安土桃山时代的著名武将。一声曾追随织田信长、柴田胜家（织田的家臣）、丰臣秀吉（曾经的同僚兼好友好友）、德川家康（织田的盟友、也是前田利家的好友），战功赫赫。他的一生典型地反映了战国乱世的特点：混迷、杀戮、机遇。。。

前田利家是有名的美男子，据传说身高１米８以上。因此据说他是织田的“众道”（同性恋）的对象，而他刚追随织田不久就斩杀了织田的另一个同性恋对方拾阿弥，也有人认为是争风吃醋。但他的武勇确实有名，因此后来又获得织田的信任，此后并接替自己的哥哥继承家业。大河剧上充分表现了“枪又左卫门”在战场上的神勇。１５７０年９月“春日井堤之战”，织田的军队已经被石山本愿寺的军队打败开始撤退，但这时前田利家独自一人手提长枪跃马冲上战场独立奋战。织田的军队为他的武勇而激奋又返身作战，最终赢得战争。经此一战，前田利家的武将名声传遍日本。

 

织田被手下明智光秀杀后，丰臣秀吉欲独揽大权。此时织田家多年的家臣柴田胜家成了这个一世枭雄的障碍，最终两家兵戎相见。夹在中间的前田利家左右为难。一方面与丰臣秀吉乃是好友（因为丰臣此时没有孩子，前田的女儿“豪”过继给丰臣当养女。历史上丰臣十分喜爱这个女儿，行军打仗间隙总不忘给女儿写信问候。数次说可惜“豪”是个女孩子，不然就把江山传给她）；另一方面又尊柴田胜家为义父（前田落魄之时柴田帮了他很大的忙，因此前田数次写信的时候称柴田为“亲父样”＝亲爸爸）。因此前田利家一开始选择了柴田，不料贱岳之战柴田的军队打了败仗，于是不得已前田又投奔了丰臣。

丰臣统一日本遇到的第二个障碍是织田当年的盟友德川家康。也可以说丰臣一生百战百胜，但惟独打不赢德川（小牧长久手之战打成平手），打不过明朝。而当年织田的麾下小将，前田的昔日同僚佐佐成政，偏偏是这个德川的战略同盟，在丰臣德川打仗的时候准备出兵。这时候前田毅然出兵阻击并打败佐佐成政，奠定了其在北陆的地位。

其后丰臣贸然侵略朝鲜，欲并吞中国。中朝两国联手抗击。战争长期化，丰臣因奔丧离开前线，战争主要由前田和德川二人指挥。两个人此时的交情比较融洽。后来丰臣酒色过度身体不支，临死前找五个顾命大臣托孤。前田、德川等人是其中主要成员。

丰臣死后德川的野心渐露，丰臣旧部欲在前田的领导下杀死德川，但前田因为身体原因最终在德川来家探病的时候，没有拔出藏在席底下的刀。最终死去。相传当时前田反而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德川照顾。因此加贺藩最终得以保全。

前田利家有着很多的侧面。例如年轻时离经叛道奇装异服，被称之为“倾奇者”（发音和“歌舞伎”相同）；有传说他和织田之间关系暧昧，是“同朋众”（同性恋者）；中年后恪守礼节忠义，人称“律义者”；作为一名武将勇猛无比，时人称“枪又左”；他的正妻是日本历史上有名的集美丽贤惠聪明于一体的“松”，因此当时人都知道他是有名的妻管严；丰臣死后一度大权独揽，差一步即可成为“天下人”（日本的统治者）；但最终他没有篡位夺权，反而容忍了篡位的德川，因此不得不说他处事圆滑；但也有人说他胸无点墨全靠老婆，是个平庸者。

看到以上的种种评价，我算是明白了。即使被人说是平庸，但至少还有一个好老婆，不是也很好吗？那话怎么说来着，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有一个。。。。。

 

［摘 要］通过对比中日文中被动句特征的异同点，探讨适合中国日语学习者的日语被动句分类方法。提出日语被动句可分为“有情用法”和“无情用法”两大类，然后可再细分为五小类。有情用法的被动句主语是人，主要表达主语受动词所指动作的影响，以及产生的好恶等主观感情。无情用法的被动句主语是事物，具有客观性、广泛性等特点。

［关键词］被动句；有情用法；无情用法；主观感情；客观叙述。

一 日语被动句的分类方法

日语被动句指不是以动作影响的施加者，而是以承受者为主语的，从受到动作影响的人的角度叙述事件的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主要通过动词的被动形[①]表达被动的含义。在日语学习的初级阶段，当学习完几种主动态的句子之后，被动态就作为一个重要的语法点出现。这是因为被动态是日语语态——描述主语与动词所示的动作的关系——当中最基本的一种语态，在整个日语语法体系中非常重要。

在日语教学实践中，笔者发现虽然很多的学习者大都能够理解教科书中的日语被动句的句型，并能够完成课后练习，但是还存在着不太会在日常会话中应用日语被动句进行表达的问题。即看似已经掌握了日语被动句，但实际上对于应该在什么样的场合使用被动语态，被动句当中的主语应该是人或者是事物等还不甚明了。笔者认为之所以产生这样的问题，主要还是因为我们的日语教科书、语法书中所使用的日语被动句的分类方法存在一些问题，没有充分考虑到以中文为母语的日语学习者的认知方式及语言表达习惯。

常见的日语教科书、语法书中的被动句的分类方法大多基于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一般把被动句分为动作作用的承受者在事项当中的“直接被动句”，和动作作用的承受者在事项以外的“间接被动句”两类[②]。例如：

（1）高橋さんは先生にしかられた。　　　　　高桥被老师训斥了。（直接被动句）

（2）高橋さんは雨に降られて風邪をひいた。　高桥被雨淋后感冒了。（间接被动句）

两者的区分标准主要在于主语是否在被动词代表的事项当中。例句（1）中动词“训斥”的对象就是高桥，所以称之为直接被动句。而例句（2）中动词“下”的是“雨”，高桥只是间接受到影响，所以称之为间接被动句。

最近还有日本学者提出除以上两类之外，还有另外一类的“中性被动句”。例如：

（3）高橋さんは弟にケーキを食べられた。　　高桥的蛋糕被弟弟吃了。（中性被动句）

因为在这个句子的事象当中，吃这个动作的直接对象是蛋糕，而高桥是处在“吃蛋糕”这个事象之外的，所以过去一般把这类句子划分为间接被动句。但是因为蛋糕是高桥的所属物，被吃掉之后高桥间接地受到影响，所以也可以认为这类句子是介于直接被动句和间接被动句之间的中性被动句。中性被动句在日语中比较常见，一般限于表达主语的身体某一部分、所有物、亲人朋友等出现问题，主语因此受到影响[③]。

很显然，这种日语被动句分类方式主要面向的是以日语为母语的语言学习者和研究者。因此侧重在理解日语被动句的使用习惯和句意的基础上，对被动句进行分类。而我们在日常的教学实践当中面临的问题是，不但要让学习者掌握被动句中的动词活用以及接续方式，会做练习题，更希望学习者能够主动地运用所学到的语法自如地表达。如果只为满足理解语法的目的，那么上述的分类方法也许就够了。但是要想达到后一个目标，我们必须探讨另一种既能够适应中国日语学习者，又能够合理划分日语被动句的分类方法。

二、中文被动句的特点

中文中有关被动句的定义和日语类似，指主语不是动作的施加者而是动作的承受者的句子。但与日语被动句形式上一般包含动词被动形不同，中文被动句一般分为句子当中有诸如“被”、“遭”、“受”等介词的明确标志的标志型被动句，和虽然没有明确的标记但表达被动含义的无标志型被动句两类。例如：

（标志型被动句）

（4）老张被小王骗了。

（5）小王的钱包被小偷偷了。

（无标志型被动句）

（6）郑燕昨天淋了雨，感冒了。

（7）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举行。

（8）信已经寄出去了。

其中例句（4）基本可以对应日语中的直接被动句，例句（5）基本可以对应日语中性被动句。例句（6）因为可以表达为“被雨淋了”，所以也可以称为相对的无标志型被动句[④]。例句（7）和（8）一般不表达为“被”，所以是典型的无标志型被动句。上述例句分别可以翻译为：

（4’）張さんは王さんに騙された。

（5’）王さんはスリに財布を盗まれた。

（6’）鄭燕さんはきのう雨に降られて、風邪をひいてしまった。

（7’）2008年オリンピックは北京で行われる。

（8’）手紙はもう送った。

翻译时，首先要注意例句（5’），这里日语被动句中的主语应该是人，而不能根据中文的表达习惯翻译成：

（9’）王さんの財布はスリに盗まれた。

例句（8）有点复杂。在中文中虽然是无标志型被动句，但在日语当中一般用强调主语的主动态表达。另外还可以有其他的表达形式，但侧重点不太一样。如：

（10’）手紙は送ってある。

例句（8’）侧重动作的完成，例句（10’）侧重动作后结果的延续。需要注意的是例句（8）不能表达为：

（11’）手紙が送られ（てき）た。 收到信了。

概括起来中文被动句的特点，一般有如下五点。

其一、中文当中多用主动句表达，所以站在动作承受者角度的被动句一般不太常用。王力先生在讨论中文被动句时曾说过，“一般说来，这种语法结构只在书面语言上出现。在口语中，被动式基本作用仍旧是表示不幸或者不愉快的事情”[⑤]。

其二、有一部分被动句特别是在口语当中采用简化结构，呈现出主动句的形式，但在意义上还是被动句。

其三、中文被动句通常要点出动作的施动者。

其四、多在负面意义下使用，陈述不幸、受害、不愉快的事情。

其五、在中文中有些动词本身就有被动含义，含有这类动词的句子形式上是无标志型被动句[⑥]。

现代中文受到欧美语言文化的影响，有时偶尔也会出现“他被许可会见校长”，“他被视为少有的日语教育专家”等模仿西欧语言的句子。但因为这类句子表达的不是负面的意义，所以显得有些别扭。若要更符合中文表达习惯的话，应该说成“他获准会见校长”，“他算是少有的日语教育专家”。

三、探讨适合中国日语学习者的日语被动句的分类

古代日语深受汉语的影响，所以日语中的被动句也有一些和中文类似的特征。例如，古典日语中被动句也相对较少；多用于书面表达；一般也仅仅表达动作承受者受到的负面影响等等。但二者也有不同之处。相对于中文被动句注重对句子意思的理解和虚词的使用，日语被动句一般在形式上均采用动词被动形，故能明确区分。

另外，近代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大搞“文明开化”学习西方，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巨大。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步形成的现代日语也深受影响，其中之一就体现在被动句上。传统上人以外的“非情之物”是不用作被动句主语的，但在现代日语中，非情之物也可以作为被动句的主语出现。这类非情之物作主语的被动句往往带有英语被动句的一些例如客观性、广泛性（可以不提及动作主体）等的特点，因此经常见诸于新闻报道、学术文章里。

根据中日文被动句的特点，笔者认为应该探讨一种更适合在中国的，或者说以中文为母语的日语学习者的日语被动句的分类方式。

笔者提案的方式认为，首先将日语被动句分为主语是人的被动句，和主语是事或者物的被动句两大类。主语是人的被动句往往含有人的好恶等主观感情，因此也可以称之为“有情用法”。而主语是事或者物的被动句因为没有好恶感情在内，是一种客观叙述，所以也可以称之为“无情用法”。 有情用法的被动句也是日语自古以来的传统用法，无情用法的被动句基本上是近代以来，在参照西方语言表达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较新的用法。例如：

（有情用法）

（12）わたしは友だちに裏切られた。　　　　　　　　　　　

我被朋友出卖了。

（无情用法）

（13）2008年8月、オリンピックは北京で行われた。

2008年8月，奥运会在北京举办了。

接下来把有情用法的被动句再细分为他动词的直接被动句、他动词的间接被动句、自动词的间接被动句三类；把无情用法的被动句再细分为动作主体客观广泛类、动作主体个人类两种，共计5种。详细如下图：

接下来笔者将详细叙述各类被动句。

１、有情用法：以人为主语的被动句。

A 他动词的直接被动句。动作直接作用或者影响主语的被动句。

主动句： 後ろの人が私を押した。 背后的人推了我。

被动句： 私は後ろの人に押された。 我被背后的人推了。

主动句： 先生が私を褒めた。　　　　　老师表扬我了。

被动句：　私は先生に褒められた。 我受到老师的表扬。

B 他动词的间接被动句。动作间接作用或者影响主语的被动句。这种被动句多表达受害、受影响等消极的意思。

主动句： 母が私の日記を読んだ。 妈妈读了我的日记。

被动句： 私は母に日記を読まれた[⑦]。 我的日记被妈妈读了。

主动句： 隣の会社が高いビルを建てた。　附近的公司建起了高楼。

被动句： 田崎さんは隣の会社に高いビルを建てられて、日が当たらなくて困った。　田崎先生受附近公司建起高楼的影响，没有了光照，很烦恼。

C 自动词的间接被动句。自动词的被动句只用于受害等意思消极的场合。

主动句： 急に友達が来た。　　　 突然我的朋友来了。（客观叙述）

被动句：（私は）急に友達に来られた。 朋友不期而至，我很为难。

此句中“来”的人是朋友，而我是受到这一动作影响的一方。

小结一下有情用法的被动句。首先这类用法的被动句主语是人，所以这种句子包含有人的感情，一般可以翻译为“被…”、“遭受…”等。另外无论是直接被动句还是间接被动句，除去个别的如「褒められる・評価される」等词以外，一般有情用法的被动句大多表达的还是主语受到影响或被害之后遗憾、困惑等不好的、负面的感情。日语中表达受动者愉悦、感激等好的、正面的感情时，在一般情况下使用授受语态。试比较下面的句子：

（14）私は田中さんにドアを閉められた。

田中把门给关上了。（其结果影响到我了）

（15）私は田中さんにドアを閉めてもらった。

田中帮我关了门。

例句（14）是被动句，所以表达的是主语“我”由于种种原因不希望关门，而田中却关了门使我为难的意思。而例句（15）是授受句，通过「もらう」这个词表达“我”得到了某种利益，以及感激等意思。

2、无情用法：以事物为主语的被动句。

A 动作主体客观广泛类。这类被动句中，动词所指动作的实施者是或者是具有广泛性的普通大众，或者没有必要提及。

主动句：2008年8月、北京でオリンピックを行う。

2008年8月，（某人或团体）在北京举办了奥运会。

被动句：2008年8月、オリンピックは北京で行われた。

2008年8月，奥运会在北京举办了。

在这个被动句例句当中实施“举办”这个动作的主体没有必要提及。

主动句：日本の大学生はあまり勉強しないと、言っている。

（某人或某些人）说日本的大学生不太学习。

被动句：日本の大学生はあまり勉強しないと言われている。

都说日本的大学生不太学习。

被动句当中“说话”的动作主体虽然没有明确提及，但只能是“大家”都说，而不是某个人在说。

主动句：若い人がこの歌を歌っている。 年轻人唱这个歌。

被动句：この歌は若い人に歌われている。 这歌在年轻人中广为传唱。

在这个例句的被动句中，虽然提到了“唱”这个动作的主体是年轻人，但它表达的不是具体的某个人，而是具有广泛性的一群人。同样的用法，如果换成某个具体的人，例如：

主动句：弟がこの歌を歌っている。　 我弟弟正在唱这首歌。

被动句：×この歌は弟に歌われている。

则被动句的表达非常不自然，所以不成立。

B 动作主体个人类。被动句动作的实施者是具体的某个人。

在这种被动句当中动作的实施者后一般接续「によって」或者「から」。其中接续「によって」的句子，表达发现、创造、发明等意思。接续「から」的句子有事物转移的意思。

主动句：紫式部がこの本を書いた。　　 紫式部写了这本书。

被动句：この本は紫式部によって書かれた。 这本书为紫式部所作。

主动句：校長先生は卒業証書を渡した。　　　　校长颁发毕业证书。

被动句：卒業証書は校長先生から渡された。 毕业证书由校长颁发。

但注意这种句子的具体实施者不可以是第一人称“我”，如：

私がこの本を書いた。　　　

→×この本は私によって書かれた。

无情用法被动句的主要特征就是表达的客观性，亦即不包含说话人个人好恶等情感在里面。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客观性，无情用法的被动句才广泛使用在新闻报道、学术文章等当中。其次“动作主体个人类”被动句对应的主动句往往使用他动词表达，因此侧重表达某人有意图地做了某事（主观性）；而被动词句则由于主语是事物，侧重事物状态如何的客观表达（客观性）。

四、结语

本文在考察、对比中日文被动句特点的基础上，探讨了适合中国的日语初学者的日语被动句分类问题。根据中日文被动句的特点，本文尝试着对日语被动句进行了重新分类。尝试如此分类的主旨是既要尽可能包含日语被动句的全部内容，还要结合中文被动句的特点，最终达到使中国学习者容易理解、容易掌握的目的。

由于重点在于探讨分类方式，所以本文没有探讨诸如日语中的无标志型被动句、施动者后接续助词“に”、“から”、“によって”的区别、无情用法的被动句与自动词句的异同[⑧]等问题。这些都作为今后探讨的主题暂时搁置，并将激励我做进一步的研究。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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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没有使用“学校语法体系”中“未然形＋れる”的说法，而是采用“日本语文法体系”当中的动词分类方法。具体参照（日）庵功雄《新日本语学入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63-72页。

[②] 持这种分类方式的研究例如：庵功雄等著《日本語文法ハンドブック》、日本3A出版社、2001年；顾明耀等主编《标准日语语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7月；王子愉编著《现代日语语法》、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7月等。

[③] 庵功雄《新日本语学入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129-132页。

[④] 关于“淋了雨”（无标志型被动句）与“被雨淋了”（标志型被动句）两者究竟哪个更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的问题，或许网络搜索引擎可以提供一个佐证。两者在Google搜索的结果显示，“淋了雨”共有约7680000个相关网页，而“被雨淋了”共有1250000个相关网页。这个结果间接说明了“淋了雨”更符合中文表达的习惯。

[⑤] 王力《汉语史稿中册》、中华书局、1980年、436页。

[⑥] 李金媚《中文的被动句》、《辽宁工学院学报》2004年12月、总第32期。

[⑦]再次提醒像这种表达主语的身体的一部分、拥有物、或者家人朋友等等受到影响的被动句，初学者应该注意在汉译日当中不要翻译成“私の日記は母に読まれた”。

[⑧] 例如：「台風で橋が流された」，「台風で橋が流れた」这两句之间的异同。

参考文献

1、（日）庵功雄《新日本语学入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

2、（日）庵功雄等著《日本語文法ハンドブック》、日本3A出版社、2001年。

3、顾明耀等主编《标准日语语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7月。

4、王子愉编著《现代日语语法》、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7月。

5、王力《汉语史稿中册》、中华书局、1980年。

6、皮细庚编著《新编日语语法教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7年。

7、李金媚《中文的被动句》、《辽宁工学院学报》2004年12月、总第32期。

8、张兴旺《现代汉语被动句的界定及其分类》、《阴山学刊》第21卷第1期、2008年2月。

9、林凤英《日语被动句研究述评》、《沈阳师范大学学报》、总第145期、2008年。

（上面的图片是中江兆民）

（本文已发表）

日本近代化の過程における近代的な政治体制や資本主義などの成立という「栄光」と，帝国主義からファシズムを経て結局敗戦への「悲惨」との二つの側面は，近代日本史上の大きな特徴といえる。その矛盾に満ちた近代日本史を理解するべく，近代日本の出発に当たる明治時代に遡ら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そこで明治自由民権運動の理論的な指導者の一人である中江兆民が書いた『三酔人経綸問答』を取り上げ，問題探求の第一歩とすることにした。

この本の内容は，「豪傑君」と「紳士君」との二人が「南海先生」の家を訪れ，三人が酒を飲みながら各自の政治思想を述べて，近代日本のあり方を論じるものである。紳士君は｢進化神｣の最後の必然的な政治体制である｢民主の制｣を理想的な制度だと言って，日本を非武装平和主義に基づく民主国家にする論理を展開する。これに対し豪傑君は戦争の必要を主張し，日本の独立や世界の強国と肩を並べるためには，大陸侵略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論じた。最後に，南海先生は二人の論を共に否定して，現実に対応しうる，明治憲法にほぼ沿った立憲君主制を唱えたのである。

『三酔人経綸問答』は明治20年に出版されて，｢明治思想文学の最高傑作の一つである｣注1と評価されるほど，日本近代政治思想を考えるに古典的な著作で，いまも愛読されている。明治20年代までの二十数年間は，日本の封建社会秩序が崩壊しつつある時期で，新たな天皇制国家主義体制がまだ確立されていなくて，いわば国家支配イデオロギーの混乱する時期であった。近代日本をいかに創りあげるかを目標に，保守派や自由民権派・藩閥政府らがさまざまな方針を樹立し，互いに激しい闘争をくりひろげていた。そして，明治14年前後に自由民権運動が高潮期を過ぎ，藩閥専制政府に制圧されて打撃を受け，しかも，もともと民権思想内にあった国権主義的な傾向が強められ，全体的にいえば当時は民権主義から国権主義への思想的転換が見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た。

明治19年から，民権派の人々は自由民権運動の方針を変え，国権を強調し，もう一度闘争を高揚しようとした。それは明治20年10月になって，高知県代表の三大事件建白書（地租軽減・言論集会の自由・外交失策の挽回）が元老院に提出され，いわゆる三大事件建白運動（大同団結運動）であった。中江兆民も，この三大事件建白運動に参加して発起人の一人となった。『三酔人経綸問答』を書いた明治20年前後に，兆民は政治運動に対して，ずっと書斎にいる理論的提供者という姿勢を変え，積極的に現場へ行って運動に参加するようになった。

これまで多くの先学がこの本について論じてきた。小島祐馬は『中江兆民』という著作において，｢兆民の目標とする理想は恐らく洋学紳士の説の如くであつたであらう。また彼の心の奥には豪傑の客の思想も幾分かは残存するものがあらう。然し彼の当時の意見は南海先生をして代表せしめている｣注2と書いた。この説を受け，後に樋口謹一注3や植手通有注4などの研究者もほぼ同じような説を主張している。

本稿においてはこの本の中の，三人の登場人物の思想を中江兆民の三つの分身と見ながら、当時における三つの主要な思想の流れとして捉える。また，この三つの思想の歴史的な発生や形成・及び時代に与えた影響などを考察して,中江兆民の態度や姿勢を通して,近代日本の特徴の原因をささやかながら解明したい。

一

『三酔人経綸問答』において，豪傑君は国権を強調し，中国への大陸侵略の夢を抱いている人物として登場する。その外見は｢丈高く腕太く面蒼く目深く、飛白の套や短後の袴や一見して其偉大を好み奇険を喜び、性命の重を餌にして功名の楽を釣る豪傑社会の人種たるを知る可し｣注5と書いて，明治期の志士風の人物として印象的である。紳士君の長論が終わった後，豪傑君は｢文明国は必ず強国なり、戦ふこと有りて争ふこと無し｣注6と反論する。当時，ロシアが朝鮮を併合しようとしていて，一方フランスは安南に手を出し，イギリスは地球上至るところに植民地のないところは無し，という国際情勢にあり，その現状認識に立って，彼は日本の独立や国際的地位を深く憂慮していた。そして日本の独立や発展（あるいは雄飛）の目的を速やかに達成するため，中国を侵略する策を主張する。中国は甚だ大きくて豊かであるが，甚だ劣弱であって，これは天の小国に与えた良い餌であると言い，｢速に往て｣｢彼国の半若くは三分の一を割取りて我邦とするに於ては、我れ其れ大邦とならん｣，｢我小邦、一変して露失亜となり、英吉利と成らん｣注7と主張する。

　また，中国へ侵略する理由としては，日本の中に「恋旧」と「好新」という二つの要素があって，互いに攻撃して国の発展にとって大いに邪魔をしている。それで，豪傑君は自分を｢恋旧｣の保守的な元素と認めながらも，｢恋旧｣の元素を除き去らなければ｢国家の事復た為す可らざるなり｣注8と考える。この除き去り方としては，恋旧元素らを中国などの外国へ行かせて侵略戦争を起こさせようというわけである。｢事成れば地を略して一方に雄据し、別に一種の癌腫社会を打開せん。事成らざれば屍を原野に横へ、名を異域に留めん。事成るも成らざるも、国の為めに癌腫を割去るの効果は必ず得可きなり。所謂一挙両得の策｣注9であろう。

この豪傑君の外国侵略論理の立て方は，幕末の吉田松陰注10や橋本佐内注11などから明治初期の佐田白矛や西郷隆盛注12などが提唱した朝鮮侵略論や大陸への雄飛思想と関連している。特に明治6年になって，征韓論をめぐって政府内で意見が異なって大分裂が起こり，下野した西郷隆盛らの参議たちが，後に佐賀や西南の内戦と自由民権運動などの反政府運動を起こし，明治史上大きな意味をもつ明治六年政変となった。豪傑君の思想はこのような歴史を背景として形成される。

また，中江兆民は西郷隆盛との関わりが深く，『三酔人経綸問答』に登場させた豪傑君は西郷をモデルとして意識しつつ生まれた登場人物ではないかと考えられる。明治8年ごろ，フランスから帰国したばかりの兆民は元老院権少書記官に任命されて，勝海舟と親しくなった。そのときの兆民はルソーの思想に熱中していて，儒教的倫理道徳とルソーの思想とを接合して，現実の日本政治を変えようと，一篇の｢策論｣を書いた。そしてそれを勝海舟らを通して左大臣島津久光に提出して、西郷隆盛によるクーデターで日本の政治を一変させようと建言した注13。これは勝海舟の日記や兆民の書いた｢策論｣と見られる文書などから事実である可能性が高く，当時の兆民は，かなりの急進的革命思想の持ち主であったことが知られる。明治7年に，早くもルソーの『社会契約論』を『民約論』と題して訳した兆民は，ルソーの｢立法者｣の説に引っ張られ，西郷を｢一人ノ宏度堅確且威望有る者｣注14で｢理勢に達して且守ル所有る者｣，すなわち｢立法者｣と見た。

『三酔人経綸問答』を書いた4年後，兆民は『自由平等経綸』に，『凡派の豪傑非凡派の豪傑』という論説を発表し，大久保を凡派の豪傑，西郷隆盛を非凡派の豪傑と評して次のようにも言った。｢南洲翁は非凡派の豪傑なり、曩きに翁の志伸び、数万精鋭の兵を率いて、朝鮮に入り、更に深く入らしめしならば、亜細亜の大勢今如何、南洲翁非凡の業を打消して、翁の八千子弟をして禹域の蛟竜と成らしめずして、内地の蝘蜒と為らしめて、我日本を凡殺して、今日の日本をして今日の如くならしめたるは誰れの罪否功ぞや｣注15と。

実際に明治政府は西郷隆盛を政権の中枢から追い出したものの、中国や朝鮮に対する外交政策はあまり変わらなかった。明治7年5月4日，明治政府は琉球漂流民殺害を理由に，清国との戦争を覚悟した上で台湾征討を決定した。台湾出兵の最終処理は日本にとって大成功で，琉球をめぐる日清両国の対立も，既成事実として琉球全島が日本領であることを清に認めさせ，決着した。翌年，日本はアメリカのペリー来航をまねて朝鮮に開国を迫って、江華島事件を起こし，朝鮮にとって不平等条約である｢日鮮修好条約｣（江華島条約）を締結させた。

それ以後，日本の勢力が次第に朝鮮中に膨張するのに反対した朝鮮人民は，明治15年7月23日，日本公使館を攻撃，朝鮮各地で日本人軍事教官らを殺害するなどの反日運動にたちあがった。｢壬午事変｣であった。日本政府はこの事件を利用して軍備拡張をはかり，二年後，朝鮮の親日派官僚金玉均らが日本公使らと手を結んで，クーデターを起こし，大臣を殺害し王宮を占領するなど，いわゆる｢甲申事変｣を起こした。しかし，清軍が速やかに反応し，鎮圧にあたったため，金玉均らは｢三日天下｣に終わり，日本へ亡命した。これらの事件から，日本は中国との決戦を想定して，ますます軍備拡張へと進んでいった。日本国内の世論も福沢諭吉が代表するように一転して，民権派の人々をも含めてこれを支持するようになった。

二

『三酔人経綸問答』における紳士君の話は前後に渡って若干重なる部分があって，それを整理すると以下のようになる。要するに政治は「進化の理」によって｢君相専擅の制｣から｢立憲の制｣を経て最終に｢民主の制｣へと行く。

｢君相専擅の制｣の本質とは｢君臣の義｣である。人民は契約によって政府を創り，治理のため君を設ける。君は下の民に対して慈愛し，民は上の君に対して敬服して互いに｢義｣がある。しかし｢天姿庸劣｣的な君がいれば上下の義が断絶して，乱亡の禍になる。｢立憲の制｣に君主が居るといって，人民は参政の権や財産私有の権，言論・信仰・出版・結社などの権利があってはじめて精神的自由の人間が得る。しかし｢進化の理｣はさらに完璧にして｢民主の制｣へ入る。即ち自由の上に更に平等を加え制度の美を尽くす。いわば｢立憲の制は悪しからず、民主の制は善し｣，「立憲は駅舎なり早晩必ず去らざる可らず、其去ること能はざる者は弱行人なり跛人なり、民主の制は屋宅なり、嗚呼久しく行旅して宅に帰へる者は其安きこと如何ぞや」注16という。紳士君は世界各国が早くせよ遅くせよ必ずこの完全なる純粋な「民主の制」になると確信している。

紳士君にとって自由とは，文明や国の富強の基礎であって,後進小国は独立や発展をはかるための唯一の道とは，速やかに政治の完璧で進化の必然の終点である｢民主の制｣にすることである。したがって日本には民主の制を立て,人々が独立して兵士や軍備を捨てて｢一国を挙げて道徳の園と為し学術の圃と為｣注17すべき,議院をおき，選挙被選挙の権があり,大いに学校を起こして学費がいらないで入学させ, また死刑廃止や保護税撤廃などすべきものである。実行したら西欧諸国もこれを模範として敬服して敢えて犯さなくなる。

ここで紳士君はさらにカントの世界平和論を引用して，世界政府論を唱える。それは民主の制に至ったら,人民が政権に意見を参加して｢兵を寝め和を敦くする｣や,戦争がなくなって世界に初めて平和が得る。｢然後宇内万国を合して一大聯邦を組成せんと｣注18する。いわば紳士君は徹底的な理想論として平和的な民主主義思想を唱えている。

紳士君のこのような主張はもちろん，明治7年以来の自由民権運動の思想と関連している。中江兆民を含む自由民権運動の理論的な指導者たち，たとえば植木枝盛や馬場辰猪などは天賦人権論や社会進化論などの立場に立って，人民主権論や世界政府論などの主張を展開して，自由民権運動で大きな役割を果たした。特に中江兆民は一種の「小国主義」とも言うべき外交思想を提唱していた。

明治15年に朝鮮で｢壬午事件｣が起こったとき，朝鮮問題で日清両国の間は極めて緊張していて，日本国内にも大きな波紋をよび，政府から民権派に至るまで，即時出兵論が声高に唱えられた。それに反対して，兆民は『自由新聞』に｢論外交｣一文を投稿して，日本の外交に関する自分の考えを示した。

兆民はまず，明治政府の西欧列強をまねた｢富国強兵｣政策を批判した。兆民は｢富国｣と｢強兵｣を分けて考えて，両者を相矛盾する関係として認識し，｢専ら経済を重んずるときは多く兵を蓄ふるを得ず専ら武を崇ぶときは多く貨財を殖するを得ず｣に，｢是に知る富国強兵の二者は天下の最も相容れ難き事｣注19であるとした。明治政府は，朝鮮や清に対する国権伸張を理由に軍備拡張をはかるが，その費用は国内の増税によるほかない。兆民は政府のこのような動きを敏感に感じとり，外交を批判した。

更に兆民は当時の国際状況をも分析している。文明開化を自称する西欧列強は次々にアジアに進出して，アジア諸国を占領し，あるいは武力を背景に結んだ不平等条約で利益を圧搾する。そのようなことを兆民の目でみれば｢同一凶悪の行為にして庶人の上において言ふときは盗賊の名を免れざるも邦国の上において言ふときは或は之を称して強国と為す何ぞ論理の相反するの甚きや｣注20と激しく非難する。

こうして兆民は当時日本のような後進小国にとって，独立を保ちつつ外交を樹立するに，西欧諸国の｢外交の道｣を模倣してはならないと考えて，｢顧ふに小国の自ら恃みて其独立を保つ所以の者は他策無し信義を堅守して動かず道義の在る所は大国と雖も之を畏れず小国と雖も之を侮らず｣注21と主張した。したがって，隣国（朝鮮）に何があっても兵を挙げてこれを討ってはならないとし，そればかりではなく，隣国を愛して徐々に進歩の道に導くべきであるとした。それこそが日本の｢外交の道｣である。このような論調はまさに紳士君の論である。

三

本の中では南海先生はずっと静かに豪傑君と紳士君の話を聞いていると設定している。しかし，二人の意見のどちらにも賛成しない。征韓にせよ民主にせよ，この時点で兆民は『三酔人経綸問答』において，南海先生の口を借りて自分なりの答えを出す。

南海先生は｢進化の理｣が決して紳士君の言うような幾何学に定めた直線に従っていくものではなく，国民の知識や意向などの条件を無視して急に強行すると，いくら目的がよくても，｢其禍、実に勝て計る可らざる者有り｣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それは｢進化神の悪む所｣であると批判した。つまり｢専制より出でて立憲に入り立憲より出でて民主に入ること是れ正に政治社会行旅の次序なり、専制より出でて一蹴して民主に入るが如きは決て次序に非ざる｣注22というのである。

ここで，中江兆民はあの有名な「恩賜的民権」と「恢復的民権」との民権論を展開する。要は世に民権には二種類ある。イギリスやフランスのように下から革命を起こして得たのは恢復的民権である。これに対し，上から恵み与えられた民権は恩賜的民権である。｢恢復的の民権は下より進取するが故に其分量の多寡は我れの随意に定むる所なり、恩賜的の民権は上より恵与するが故に其分量の多寡は我れの得て定むる所に非ざる｣注23。しかし，二つの民権の本質はすこしの違いもないと，兆民は三年後に明治憲法が公布し国会が開設されることを念頭に置きながら，恩賜的民権を説く。つまり，もし恩賜的民権が得られたら，その量の多少を問わず，われわれ人民はそれをよく珍重して，道徳と学術でこれを養って時勢世運の発展につれて成長させれば，彼の恢復的民権と並ぶものになる。それこそが進化の理であるという。

そこで，南海先生は二人の持論のよって来たるところを分析してまとめる。｢僕故に曰く､紳士君の民主制度や豪傑君の侵略旨義や皆欧州強国の形勢に於て過慮する所有るが為めなり｣注24と。しかし，もし欧州列強が攻めてくれば，われはただ全力を尽くして全民が兵となり戦いに迎えうつのみという。つまりアジアの兵は侵略に足りないが防衛するに十分である。そして，南海先生は紳士君の坐りながら死を待つのも，豪傑君の隣国の怨みを買うのもどちらも理に合わないと否定した。特に，豪傑君の侵略目標が中国であれば，よろしく中国と国交を修復すべきで，少なくとも中国は日本の商品の一大市場にして尽きることのない利源となると指摘した。

否定された二人は南海先生の考えを聞きだす。二人の要請に応じて南海先生は自分の考えた｢邦家将来の経綸｣を述べる。｢南海先生乃ち曰く、亦唯立憲の制を設け、上は皇上の尊栄を張り下は万民の福祉を増し上下両議院を置き、上院議士は貴族を以て之に充てて世々相承けしめ下院議士は選挙法を用ひて之を取る是のみ、若夫れ詳細の規条は欧米諸国現行の憲法に就て其採る可きを取らんのみ｣注25。当時｢児童走卒｣も知っていて,ぜんぜん奇にならない南海先生の策に二人は大いに意外を感じた。

南海先生の強調する｢立憲の制｣には二・三年後の明治憲法公布と，国会開設に対する大きな期待がひそんでいる。それは紳士君と豪傑君が「専擅の制」と批判した明治政府内にも，立憲思想があったからである。

維新政府は早くも成立してすぐの明治元年4月，公卿・諸侯・文武百官の前で｢五箇条の御誓文｣を披露した。その第一条に「広く会議を興し万機公論に決すべし」と掲げて，立憲政体とも解釈できるようなスローガンを公にした。二ヵ月後，新政府が作りだされた「太政官制」に，立法・行政・司法という三権分立の西欧近代政治思想の影響がはっきり現れている。その後は何回も改定されたが，明治18年の内閣制度確立までの明治前半期，政府の構成には三権分立の思想はずっとその基底にあった。

明治8年4月，当時の政府は「大阪会議」の後，自由民権運動に妥協したとはいえ，｢漸次立憲政体を立てるとの詔書｣が出ることとなった。当時の政府を主導している大久保利通はかつて立憲政体について｢立憲政体に関する意見書｣を残している。大久保は，｢民主の制｣を｢天理の本然を完具する者｣とみて，｢維新以来｣の｢我が国をして万邦に卓越せしめんとす，然れども其政は依然たる旧套に因襲し君主擅制の体を存す｣注26と考えている。また，天皇についても，｢天子坐ながら空器を擁して昔時将門秉均の｣ようなことを避け，しかも｢君主擅制｣、｢君民共治｣、｢民主の制｣の三つの中で｢我国の土地風俗人情時勢に随て我が政体を立つる宜しく定律国法以て之れが目的を定むべき｣で，｢定律国法は即はち君民共治の制にして，上み君権を定め，下も民権を限り，至公至正君民得て私すべからず｣と述べている。

明治11年5月14日に大久保は暗殺され，その後任で内務卿となった伊藤博文は，大久保ほどの指導力がなく，しかも国会開設運動はじめ自由民権運動などが盛んな中，政府内の意見はまとまらず，対立が生じた。明治14年，伊藤や岩倉具視らは急進派と見られる大隈重信を政局から切り捨てて，｢国会開設する旨の詔書｣を公布した。いわゆる明治十四年政変である。

この｢国会開設する旨の詔書｣では明治23年に国会開設を約束し，そのためには，憲法制定は急務となった。そこで井上毅は近代的立憲主義を改めて，プロシャ型の欽定憲法の体裁を岩倉・伊藤に建議した。また，井上毅に影響されて井上馨もプロシャ型憲法を採用することに意見を転換し，政府内において岩倉・伊藤・井上らの指導者はプロシャ型憲法をモデルとする共通の認識を得た。

その後伊藤は極秘裏に憲法制定を進めて，絶対的存在である天皇（国体）と立憲主義にたつ立憲制(政体)との矛盾を統合しながら，｢近代日本の機軸としての国体の創出｣注27に努めた。それは絶対的君権のもと，｢国民将来の繁栄の為に、君主の任意を以て之を国民に賦与し給える所なり｣と規定し，｢国民の名誉・自由および生命、財産の安固を保護｣注28するために，天皇は自分の権力を抑え，人民に与えた恩賜的民権である。

この伊藤の恩賜的民権論は，｢天賦人権｣論に立つ紳士君や南海先生，ひいては大久保のような｢君主擅制｣から｢君民共治｣を経て｢民主の制｣への発展構図に含まれる君主の権を人民の権へ移行する，あるいは本来あるべき人民の権に還すことを意味する恢復的民権の否定・批判を意味する。南海先生が期待している本質が違わない二つの民権はついに天皇主権の明治憲法となって、期待外れになった。

四

幕末からの征韓思想を契機とする大陸侵略思想，すなわち萌芽期の帝国主義思想と，自由民権運動の理論的指導者たちが強調した民権思想と，現実に柔軟な対応をした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ラインの立憲君主制の思想という三つの思想を，酔っ払い話としての条件のもとで，時間と空間を越えて端的に示した『三酔人経綸問答』を概観的に考察した。この本は明治20年代当時の兆民の思想を記録しているだけでなく，明治維新から20年までの主な政治思想をよく整理した教科書のようなものでさえあると考えられる。

豪傑君の征韓や征清などの侵略思想と，紳士君の天賦人権や自由平等を主張する思想とは一見矛盾しているように見える。しかし，独立や発展を図る国権伸張を最終目的とする民権派の人々にとっては必ずしも矛盾はしない。むしろそれは，同じ国権伸張を目的にする者たちの，実現に際しての手段の違いだといっても過言ではないと思われる。ここにもともと普遍的で必然的な目的である「民主の制」が，国権伸張の手段と化してしまうという，目的と手段の倒錯が見られる。その倒錯を容認したのは南海先生である。

『三酔人経綸問答』の著者中江兆民は，あくまでも自由・平等に基づく｢民主の制｣（人民主権的共和政治）を理想とした。しかし，現実での実現の難しさを覚悟して，｢恩賜的民権から恢復的民権へ｣の説を苦心して説く。一方で，｢民主の制｣を理想とするにもかかわらず，｢愛国｣を唱える限り，兆民もまたナショナリズム的な国権主義の一面を免れ得なかった。それは兆民の限界であり,また当時の先進思想を代表する多くの民権論者の共通的な超えられがたい壁であってその時代の限界でもあった。

東華大学外国語学院日本語学科　孫攀河 20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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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桑原武夫｢中江兆民の洞察｣、1975年、『毎日新聞』、『桑原武夫集』第九巻289ページ、岩波書店。

注2　小島祐馬『中江兆民』、昭和24年、弘文堂、アテネ文庫50、『明治文学全集13――中江兆民集』、昭和42年、432ページ、筑摩書房。

注3　樋口謹一｢兆民の政治思想｣、1966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報告の『中江兆民研究』、桑原武夫編、75ページ、岩波書店。

注4　植手通有｢兆民における民権と国権｣、1977年、『中江兆民の世界――｢三酔人経綸問答｣を読む』、74ページ、木下順二・江藤文夫編、筑摩書房。

注5　中江兆民『三酔人経綸問答』、明治20年5月、集成社書店、『中江兆民全集』8巻181ページ、1984年、岩波書店。

注6　同上、229ページ。

注7　同上、235ページ。

注8　同上、247ページ。

注9　同上、249ページ。

注10　吉田松陰の安政２年４月２４日兄杉梅太郎に贈る書簡に、｢魯墨講和一定、決然として我より是を破り信を戎狄に失ふへからす但章程を厳にして信義を厚ふし其間を以て国力を養ひ取易き朝鮮・満州・支那を切り随へ交易にて魯国に失ふ所は又土地にて鮮満にて償ふへし｣と書いてある。『吉田松陰全集』第5巻332ページ、山口県教育会編、昭和10年7月22日、岩波書店。

注11　橋本佐内の安政4年11月28日村田への書に、｢偖日本は迚も独立難相叶候。独立に致候には、山丹満州之邊朝鮮国を併せ、且亜墨利加洲或は印度地内に領を不持しては、迚も望の如ならず候｣と書いてある。『景岳全書』301ページ、景岳会編、明治41年6月7日、景岳会出版。

注12　明治6年7月29日、西郷隆盛は板垣退助にあてる手紙に、自分を使節として朝鮮に派遣することについて、｢只今の行き掛かりにても、公法上より押し詰め候えば、討つべきの道理はこれあるべき事に候得共、是は全く言い訳のこれある迄にて、天下の人は更に存知これなく候えば、今日に至り候ては、全く戦いの意を持たず候て、隣交を薄する義を責め、且つ是迄の不遜を相正し、往く先隣交を厚くする厚意を示され候賦を以て、使節差し向けられ候えば、必ず彼が軽蔑の振る舞い相顕れ候のみならず、使節を暴殺に及び候儀は、決って相違これなき事に候間、其の節は天下の人、皆挙げて討つべきの罪を知り申すべく候間、是非此処迄に持ち参らず候わでは、相済まざる場合に候段、内乱を冀う心を外に移して、国を興すの遠略は勿論、旧政府の機会を失し、無事を計って、終に天下を失う所以の確証を取って論じ候｣と書いてある。西郷隆盛全集編集委員会（代表者村野守治）、『西郷隆盛全集』第三巻372ページ、昭和53年、大和書房。

注13 　幸徳秋水の『兆民先生』によれば、｢先生佛国より帰りて幾くもなく、著す所の策論一篇を袖にし、故勝海舟翁に依り、嶋津久光公に謁せんとを求む。勝翁即ち海江田信義君を介して、冊子を公に献せしむ。後数日公召す、先生拝伏して曰く、嚮日献する所の鄙著清覧を賜へりや否や。公曰く、一閲経たり。先生曰く、鄙見幸に採擇せらるるを得ば幸甚也。公曰く、足下の論甚だ佳し、只た之を実行するの難き耳と。先生乃ち進で曰く、何の難きことか之れ有らん、公宜しく西郷を召して上京せしめ、近衛の軍を奪ふて直ちに太政官を囲ましめよ、事一挙に成らん、今や陸軍中乱を思ふ者多し、西郷にして来る、響の応するが如くならんと。公曰く、予召すと雖も隆盛命に応ぜざるを奈何。先生曰く、勝安房を遣わして以て説かしめよ、西郷必ず諾せんと。公沈思之を久して曰く、更に熟慮すべしと。先生乃ち辞し還れりという｣ということである。『兆民先生』、1902年5月、『秋水三名著』12～13ページ、昭和二十二年、龍吟社。

注14 　中江兆民『策論』、『中江兆民全集』第１巻33ページ、1983年2月、岩波書店。

注15 　中江兆民、『凡派の豪傑非凡派の豪傑』、明治24年4月15日、『自由平等経綸』第四号、『中江兆民全集』第13巻44～45ページ、1985年、岩波書店。

注16　中江兆民『三酔人経綸問答』、『中江兆民全集』第8巻、208ページ。

注17　同上、211ページ。

注18　同上、220ページ。

注19　中江兆民｢論外交｣、明治15年8月12日、『自由新聞』（第一次）38号、『中江兆民全集』第14巻126ページ。

注20　同上、130ページ。

注21　同上、136ページ。

注22　中江兆民『三酔人経綸問答』、『中江兆民全集』第８巻、261ページ。

注23　同上。

注24　同上、266ページ。

注25　同上、270～271ページ。

注26　大久保利通『立憲政体に関する意見書』、明治6年11月、伊藤公爵家蔵、日本史籍協会編『大久保利通文書』第５巻、昭和3年7月25日、東京大学出版会。以下の引用は全て同じ本による。

注27　丸山真男『日本の思想』、29ページ、1961年、岩波新書（青版434）。

注28　伊藤博文『帝国憲法制定の由来』、1907年、小松緑編『伊藤公全集』、昭和出版社。

（本文已发表）

摘要：本稿は福沢の文章スタイルの変化を考察し、彼が構築した言説空間が明治期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あるいは日本の近代性とどんな関係があるのかについて考察した。

　幕末から明治10年代まで、福沢は意識的に漢文を読み下した漢文調文語体を使っていた。それは彼が見出した変革の主体は旧体制下の支配階級である武士層であったため、当時の武士層の共通の教養であった漢文調文語体を選択せざるを得なかったからである。

その後彼の文章は徐々に口語体に近づき、和語的な語彙や、口語的な文法、明快な比喩などを多用するようになった。それは明治10年以後、自由民権運動の発展とともに政治に主体的に参加する公衆が形成されていて、その新たな公衆に発信しようとしたからである。福沢は一方では西洋モデルによる近代国家作りのために、武士層の崩壊を含む四民平等の国民を創出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かったが、その一方では国内政治秩序の安定のために、在来の社会のタテ構造をできるかぎり温存しようとしたのである。それは福沢諭吉が直面していた最大の課題であったとともに、明治日本の最大の課題でもあった。結局、明治日本と共に誕生した近代日本の国語は、漢字仮名混じりの口語体日本語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かった。

キーワード：福沢諭吉　言語ナショナリズム　文体　国民国家　言文一致　

１、はじめに

福沢諭吉は近代日本の形成上、思想家あるいは教育家として大きな足跡を残した人物である。これまで、彼についての研究はおびただしい数にのぼるが、おおむね政治思想史や外交史、経済史などに関する研究である。しかし一方では、「天は人の上に人を造らず人の下に人を造らず」という一世を風靡した彼の文章が、近代日本国語、ひいては近代日本そのものの形成に大きく影響を与えたことも大きく評価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本稿では、福沢の文章スタイルの変化を考察し、彼が構築した言説空間が明治期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あるいは日本の近代性とどんな関係があるのかについて考察したい。

それはあまりにも大きな課題であるため、本稿ではとりあえず「明治初期」に時代を限定した。本稿でいう明治初期とは明治維新（1868）から、明治憲法に象徴される官僚専制政治体制が安定した明治20年あたりまでの時期を指す。その時期の特徴としては第一に、旧武士層や民衆の抵抗があったにしろ、維新政府の強力な文明開化などの政策により、ようやく大日本帝国が近代化コースを歩み始めたことである。第二の特徴は、国民国家の創出とあいまって、混乱をきわめた江戸時代の言語事情は徐々に安定変容し、言文一致運動によって口語体に近い近代国語がその姿を現したことである。

近代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については、戦後、遠山茂樹や丸山真男などによって天皇制やファシズムへの激しい研究的な批判がなされてきた。80年代に入ってからは、ベネディクト・アンダーソンの『想像の共同体』や、ミシェル・フーコーの『知への意志』などに影響されて、日本ナショナリズムと近代文学（文字表現＝テクスト）との関係が盛んに論じ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このような傾向については、たとえば柄谷行人の『日本精神分析』や『日本近代文学の起源』、子安宣邦の『近代知のアルケオロジ－　国家と戦争と知識人』や『日本ナショナリズムの解読』、小森陽一の『日本語の近代』などの研究業績が挙げられる。ここ数年、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研究の大きな特徴として、政治や軍事面だけでなく、言語学や文学的な研究角度を入れつつ、社会や時代思潮などからみた、より広い視野での研究が多く現れていることを指摘できよう。

本稿も基本的にそういった研究方法を取りながら、福沢諭吉を対象に、特に彼の言説空間（言語＝文章）を重視して、近代日本の国語やナショナリズムを検討したい。

２、福沢の漢文調の「文」

福沢文章の大きな特徴は「わかりやすい」文体であるといわれている。明治30年（1897）に書かれた『福沢全集緒言』に、福沢諭吉は次のようなエピソードを紹介している。維新後、亡き父の漢学の師である高谷竜州が福沢の「漢文を知らず」という文の、漢文指導をしたことに対して福沢は、

「自分の文章は最初より世俗と決心して、世俗通用の俗文を以て世俗を文明に導く」とか、「行文の都合次第に任せて遠慮なく漢語を利用して、俗文中に漢語を挿み、漢語に接するに俗語を以てして、雅俗めちゃめちゃに混合せしめ、恰も漢文社会の霊場を犯して其文法を紊乱し、唯早分かりに分り易き文章を利用して、通俗一般に広く文明の新思想を得せしめんとの趣意」[1]であると、その時期の自負を語っている。

しかし、事実としては、どうも福沢によるごまかしがあるようである。なぜならば、少なくとも明治15年（1882）に彼が『時事新報』を創刊してその主筆になるまでは、彼のほとんどの著書は、「雅俗めちゃめちゃ」の文体ではなく、漢文を読み下した漢文調文語体で書かれていたからである。

そこでまず、実際に、彼の文章を見てみよう。彼は万延二年（1861）に幕府遣欧使節団の翻訳方として渡欧し、帰国後にヨーロッパ視察の体験をもとに、さまざまな洋書を抜粋・翻訳した『西洋事情』を世に出した。それは直ちに幕末から明治初めのベストセラーとなって、福沢諭吉の名が世に知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その序文には、

「洋籍の我邦に舶来するや日既に久し。其翻訳を経るもの亦尠からず。然して窮理、地理、兵法、航海術等の諸学、日に闢け月に明にして、我文明の治を助け武備の闕を補ふもの、其益豈亦大ならずや」[2]と書かれてある。この文章は明らかに漢文調の文語体であるといえよう。

そして彼は明治5年（1872）から、『学問のすすめ』（全十七編）を公刊して、総発行部数70万部にも及ぶ大ベストセラーとなった。特にその『初編』は明治の人々の生き方にまで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た名文で、いまでも『国語』教科書に採用されているほどである。ここでその初めの部分を引いてみると、

「天は人の上に人を造らず人の下に人を造らずと云へり。されば天より人を生ずるには、万人は万人皆同じ位にして、生れながら貴賎上下の差別なく、万物の霊たる身と心との働を以て天地の間にあるよろづの物を資り、以て衣食住の用を達し、自由自在、互に人の妨を為さずして各安楽にこの世を渡らしめ給ふの趣旨なり」[3]とある。

この文章を試みに漢文に還元してみればこうなるであろう。

「或云天不造人上之人不造人下之人。然天生人也、万人皆同万人、生無貴賎上下之差別、以万物之霊之身心之働、資天地間之万物、以達衣食住之用。自由自在、互不為人之妨、各安楽使渡此世之趣意」。

この時代の彼の文章の特徴は、第一に、漢文を読み下した文語体を骨格にしていることと、第二に、漢語を多用していることである。ではなぜ福沢はこの時期、その後激しく自己否定したかにみえる漢文調の文語体を使用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かったのであろうか。

それは福沢が自分に課した、民衆を「文明に導く」という啓蒙的な使命感によるものであろう。洋学者である福沢は維新当初、明治政府に懐疑的な態度を抱いたが、四民平等や廃藩置県、秩禄処分、地租改正、学制、徴兵令など一連の開化政策を打ち出した維新政府に好感を抱きはじめ、次第に西洋文明を日本の民衆に紹介して、西洋文明によって明治日本を変革しようとした。しかし、彼が見出した変革の主体は旧体制下の支配階級である武士層であったため、当時の武士層の共通の教養であった漢文調文語体を選択せざるを得なかったのである。

つまり、明治という新しい「日本国」の国民を一つにまとめようとするには、さしあたりさまざまな方言を超えた国民全体の共通言語が必要であったのである。福沢は当面、武士やごく少数の豪商などの上流社会を統合するために、言語的に彼らに共通する漢文調の文体を選んだのである。

また彼の文体は彼が啓蒙しようとする西洋文明観にも関係があるであろう。彼は『西洋事情』で、西洋諸国を歴史、政治、軍事、経済など四つのジャンルに分けて紹介した。その序文には、次のように記してある。

「即ち史記以て時勢の沿革を顕し、政治以て国体の得失を明にし、海陸軍以て武備の強弱を知り、銭貨出納以て政府の貧富を示す。蓋し此四者既に世人の眼目に触れば、これに由て略々外国の形勢情実を了解し、果して彼の敵視す可きものか、其友視す可きものかを弁別し、友は則ち之に交はるに文明を以てし、敵は則ち之に接するに武経を以てし、文武の両用其所を錯ることなきに庶幾らん乎」[4]と。

彼の創作動機には、単なる新しい「教養」の紹介だけでなく、幕末期に外交文書翻訳の仕事をした福沢の対外危機意識や、西洋諸国という他者によって反省規定された日本国意識などが、文章の背景にあった。維新前後の日本が直面したのは、西洋列強によって引き起こされる対外危機であることをいち早く見抜いた福沢は、西洋という巨大な他者によって、東洋である日本はどうあるべきかを反省規定しようとしている。

さらに、啓蒙の情熱に燃えた福沢は『学問のすすめ』において、西洋の平等や自由という思想概念を詳しく解釈して、平等とか「人間普通日用に近き実学」への追求など新しい日本国家のあるべき国民像を提示した。しかしながら、彼が見出した変革の主体である武士層以外の、「他人の妨を為」す「我儘」な民衆や、分限を超え、学問をしない民衆を愚民と位置づけ、「斯る愚民を支配するには迚も道理を以て諭すべき方便なければ、唯威を以て畏すのみ」という暴力による支配を合法化する論理も福沢は持っていた。このように、下層民衆が自発的に政治に参加し国民を構成し国家をなすという民衆主体ではなく、専制的な力による支配を容認するという、啓蒙思想家としての限界も福沢にはあった。

３、福沢のわかりやすい「言」

福沢の「愚民」への心配はその後の明治国家の発展過程の中で、ある程度現実のものとなった。明治6年（1873）の征韓論で下野した明治政府の一部のリーダーは、その後民衆を率いて次々と武装蜂起し、最終的に、明治10年（1877）の西南戦争へと向かった。他の一部は、板垣退助を中心に、明治7年（1874）、明治政府に『民撰議院設立建白書』を提出し、自由民権運動を開始した。政府はかろうじて西南戦争を鎮圧したが、武力を行使する政府へ対抗して『民撰議院設立建白書』が提出され、それを契機に自由民権運動が盛んになっていく。

こうした政府と不満士族とが対抗する政治情勢の中で、福沢諭吉は「国体＝ナショナリチ」や「官民調和」のために、朝鮮や中国への対外強硬論を次第に訴え始め、対外（特に朝鮮や中国）への拡張によって、国内の政治的な閉塞状況を打開しようとした。彼の文章自体もこうした中で、次第に変化を見せ始めるのである。

明治8年（1875年）に公刊された有名な『文明論の概略』の一節は、

「国体とは、一種族の人民相集て憂楽を共にし、他国人に対して自他の別を作り、自から互に視ること他国人を視るよりも厚くし、自から互に力を尽すこと他国人の為にするよりも勉め、一政府の下に居て自から支配し他の政府の制御を受るを好まず、禍福共に自から担当して、独立する者を云ふなり。西洋の語に『ナショナリチ』と名るもの是なり」[5]と述べている。

この文章では「相集て」とか「力を尽す」などのような二つの漢字で綴る漢語が、たびたび口語体に変えられ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る。

さらに明治14年（1881）に、福沢は自分も深く関与している「明治14年政変」のさなかに、『時事小言』を刊行した。その中で彼は「天然の自由民権論は正道にして人為の国権論は権道なり」としつつも、かつて啓蒙期に自分も主張していた「自由平等」などの民権論を「今日これを言ふも到底無益に属して弁論を費すに足らず」と斥け、「我輩は権道に従ふ者」で、「内に安寧にして外に競争する。内安外競、我輩の主義、唯この四字に在るのみ」[6]と唱えた。

日本語の文体から見れば、ここでは、特に「我輩」などの一人称単数の主語が多く使われている。それは江戸時代からの日本語の文章の慣例ではない。つまり民権派に代表されるような「公衆」が現れつつあるこの時期、福沢は不特定な多数の人に向かって語りかけている。しかし、「公衆」の出現を意識して、「諸君」などの二人称複数の言い方が現れ、もう一方では意見の多様性を重視して「我輩」などの一人称単数の言い方も現れてきている。それはいわば、近代日本語の文体における「革命」である[7]。

そして明治18年（1885）、自分が深く立ち入った朝鮮での甲申政変が失敗したあと福沢は自分が主宰する『時事新報』に『脱亜論』を発表した。その冒頭では、以下のように述べた。

「世界交通の道、便にして、西洋文明の風、東に漸し、到る処、草も木も此風に靡かざるはなし。蓋し西洋の人物、古今に大に異るに非ずと雖ども、其挙動の古に遅鈍にして今に活発なるは、唯交通の利器を利用して勢に乗ずるが故のみ。故に方今東洋に国するものゝ為に謀るに、此文明東漸の勢に激して之を防ぎ了る可きの覚悟あれば則ち可なりと雖ども、苟も世界中の現状を視察して事実に不可なるを知らん者は、世と推し移りて共に文明の海に浮沈し、共に文明の波を揚げて共に文明の苦楽を與にするの外ある可らざるなり。文明は猶麻疹の流行の如し。目下東京の麻疹は西国長崎の地方より東漸して、春暖と共に次第に蔓延する者の如し。此時に当り此流行病の害を悪て之を防がんとするも、果して其手段ある可きや」[8]

ここでは、福沢は文明の勢いは防ぎ切れないことを、よりわかりやすく説くために、それを「麻疹」に例えるなど、比喩的な修辞法を多用している。しかも、その比喩も、想定する読者がより身近に感じられるように「西国長崎の地方より東漸して」きた「東京の麻疹」とし、読者に自分の主張をより深く理解してもらおうとしている。また語彙や語法への配慮ばかりではなく、自らの主張をまず自分が深く理解したうえで、平易明快な比喩などの修辞を使ってそれを伝えようとしている。これこそが福沢の文章のうまさであり、ポイントになる点でもある。

福沢は、西洋風の政治演説を日本へ導入しようとした人で、演説の手法を研究したりそれを推進したりした人物でもある。演説で使用する文体は、決して口語そのものではないが、時間の流れと共に聴衆にその場で意味を理解してもらえるように、口語に近い文体を使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かった。そして即時性の高い新聞論説においてもそうであるように、多数の不特定な人を聞き手と想定するかぎり、音声中心主義的な口語体――和語的な語彙とか、口語に近い文法とか、わかりやすい比喩とか――を使わねばならなかった。

『福沢全集緒言』などでは、福沢は自分の書いた文章をまず「山出の下女」や「江戸中の爺婆」に読んで、その人たちがわかるまで書き直したという。現実には必ずしもすべての文章をそうしたとは言い切れないが、明治10年代以後、彼の文章はだんだん口語体に近づきつつあったことは否定できない。

明治10年代からは、政府が推し進めた文明開化や殖産興業の政策はようやく軌道に乗り、学制の制定などによって普通の民衆の教育レベルもだんだん向上していた。民権派による全国規模の政治運動はこうした民衆の政治に対する情熱にいっそう拍車をかけ、政治に主体的に参加する公衆が形成されて行った。新たに形成された公衆は、上流社会の武士層に独占されていた漢文の読解力においても理解力を高めたが、それでも多くの人々はまだ漢語や漢文調文体が難しいと感じていたであろう。

こうした新しい政治主体である公衆＝国民に、如何にして自分の主張を伝えるかは、当時の言論人が直面していた一番大きな問題だといえよう。『時事新報』創刊によりジャーナリストに変身した福沢諭吉は、かつて演説で使った口語体の文章によってこの問題に対応した。『時事新報』の発行部数はぐんぐん伸び、福沢の努力はより多くの「国民」を創出することに力を貸す結果になった。

４、福沢の文体と近代日本の国語

江戸時代中期から江戸語が次第に成立していたが、維新前までは、その当時の標準語的な位置にあった京都語の位置を占めることはできなかった。明治維新によって首都が京都から東京へと移されることによって、東京が政治や文化の中心となり、明治20年ぐらいまでには、現代日本語の前身といえる東京語がだんだん形成されていった。その特徴の一つは、地方から東京への人口流入に伴って地方語も混入したこと、その二は、文明開化に伴う外来語からの影響、その三は、政治や社会状況が変化したことに伴う待遇表現の変化などである[9]。

しかし、そのように政治や社会状況の変化から現代日本語の成立を説明する研究方法には、言語はわれわれの思惟様式や外部世界への認識を規定しており、言語は人間にとっていわば根源的なものであるという視点が欠けている。

とくに国民国家の形成期においては、従来ばらばらであった民衆を、統一した歴史体験、国家の境界などの土台の上に、一つの擬制家族としての民族にして統一しようとする国家内部からの要請がある。そのような民族概念や国家概念を想起させるために果たした共通言語の役割は、もっとも大きかった。この一面を強調すれば、近代文学＝共通言語＝文字表現＝言説空間こそが近代国家を形成したのであり、「ネーションとは近代文学」なのである。

そして国民国家が明確な自我をもって独立しようとする時、それは他者との対比による自己確認＝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ーを必要とする。それはまず一般的に、自らの文字言語を持とうとし、他者との違いがはっきりする音声主義に傾くことが多い。そのような状況では、それまで乖離していた「書きことば」と「話しことば」を一致させる、いわゆる「言文一致」運動が発生するのである。

近代日本の言語ナショナリズムに即していうと、もう一つの特徴がある。近代日本の出発にあたる維新当初、政治の主体は旧来の支配階級である武士層であったが、維新政府の四民平等や廃藩置県、秩禄処分などの政策によってこの武士層は困窮化し、その社会地位は低下しつつあった。すなわち、国民国家を創出するための新たな国家建設や秩序構築にはより多くの公衆の支持が求められたため、武士層はここで一転してむしろ阻害になったのである。

そこに一つのジレンマがある。一方では西洋モデルによる近代国家作りのために、武士層の崩壊を含む四民平等の国民を創出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かったが、その一方では武士層の反対や抵抗にあい、在来の社会のタテ構造をできるかぎり温存しようとしたのである。つまり新しい西洋的な思想や制度を取り入れようとしても、それと既存の制度や支配イデオロギー＝儒教的な価値体系との折り合いが求められていたのである。

言語上の状況からいうと、これまでの儒教的な価値体系を構築した漢文や漢文調文語体を基にした日本語は、明治10年前後までは共通語の役割を果たしており、重視される存在であった。すでに触れたとおり、この時代の先駆者で洋学者でもある福沢諭吉にしても、その文章は漢文調文語体によって綴る必要があった。

翻訳家でもある福沢はこの時期、多くの洋書を日本語に翻訳して、たくさんの新しい漢語を作った。今でも使われている「会社」や「演説」、「蒸気」、「版権」などは、みんな福沢によって考案されたものである。その時のことについて、彼はこういっている。

「元来文字は観念の符号に過ぎざれば、観念の形なき所に影の文字を求むるには、恰も雪を知らざる印度人に雪の詩を作らしむるが如く到底無用の沙汰なれば、遂に自から古を為し、新日本の新文字を製造したる其数亦尠なからず」[10]。

そして明治10年代に入ると、これまで視野に入らなかった民衆が公衆へと変容して、新たな政治主体が形成されると、彼らに共通する音声主義的な口語体の言語が重視され、言文一致への兆しが見え始める。また、この時期になると、朝鮮をめぐる中日間の確執も激しさを増し、日本国内の官民闘争によって引き起こされた政治困局を打開しようとする権謀術数的な対外拡張の動きもあって、日本にとって中国は次第に西洋に代わって、もう一つの大きな他者になっていった。中国という他者に規定される日本の自我＝独自性を見出すには、まず言語上で漢語や漢文調文体が捨象されていく。福沢諭吉はこの時期から、次第に儒教や中国批判の言論を公にし、第三章で論じたように、彼の文章でも漢語制限や西洋の言語文法に影響された一人称単数の多用、明快な比喩による修辞法などの使用という変化が起きた。

しかし明治時代の人々にとって、漢文は「中国的な文章」とはいえないほど深く日本語の中に根を下ろし、いわば日本の歴史や文化と一体化してしまっていた。したがって漢文を否定しようとすることは、日本の歴史や日本文化までも否定する結果になってしまう。このことと、前述したジレンマの構造とがぶつかり合い、結局、明治日本と共に誕生した近代日本国語は、漢字仮名混じりの口語体日本語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かった。

５、終わり

福沢諭吉は明治期の思想家である。彼の思想を著した文章もすでに古典といわれ、近代日本の名文となっている。しかし明治初期の彼の「言文一致体」の文章はまさに古典と指摘されるように、すでに明治20年代以後から次第に文学者たちの言文一致運動によって追い越されていて、おおむね成功しなかった。

福沢の文章が成功しなかったのは、彼の生きた時代の制限があったからでもあるが、彼が一般の民衆に日本国家の政治的な主体を見出さなかったことや、ナショナリズムを強調するあまり権謀術数的な対外拡張に熱狂していたことなどの原因もあろう。それがゆえに彼の文章は、その時代の文学作品よりも多くの四字熟語などの漢語を使い、漢文読み下しの文体を好んで書いた。

けれども明治31年（1899）に、脳卒中のため筆を取ることができなくなったため、福沢の語ったものを口述速記で記録し、後に整理して出版した彼の最後の古典である『福翁自伝』は、福沢の文章が到達した最高の形であった。

封建的な門閥制度を批判しての「私の為めに門閥制度は親の敵で御座る」とか、蘭医を勉強するとき「漢家を敵視す」るので「唯当の敵は漢法医で、医者が憎ければ儒者までも憎くなって、何でも蚊でも支那派は一切打払ひと云ふことは何処となく定まって居たやうだ」などと語っている。

福沢晩年の思想投影があって、この本の内容は真実とは異なっているようである。しかし、文体からみると、文学者の言文一致運動や、この時期にすでに成立しつつある標準語＝国語などの影響をうけて、漢語語彙を極限に控えること、口語の語尾を使うことなど、なんといっても、漢文読み下し文から完全に抜け出して口語体となったことなどが文章自体の大きな特徴だといえよう。その時代の仮名遣いとか、多少の難しい漢字などを直せば、それはほぼ現代日本語になるであろう。

注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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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福沢諭吉全集』第一巻、8頁。岩波書店、1958年。以下、『全集』と表記する。

[2] 『全集』第一巻、285頁。

[3] 『全集』第三巻、29頁。

[4] 『全集』第一巻、285頁。

[5] 『全集』第四巻、27頁。

[6] 『全集』第五巻、118頁。

[7] ここの内容は、加藤周一の論文一節の要約である。加藤周一「明治初期の文体」、『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6・文体』、岩波書店、1989年。

[8] 『全集』第十巻、238頁。

[9] ここの内容は、土井忠生の『日本語の歴史』によることが大きい。同著は、至文堂出版、1957年。

[10] 『全集』第一巻、9頁。

参考文献

丸山真男『福沢諭吉の哲学・他六篇』、岩波文庫、2001年

遠山茂樹『福沢諭吉――思想と政治との関連』、東京大学出版会、1970年

田保橋潔『近代日鮮関係の研究』、朝鮮総督府中枢院、1940年、宗高書房（1972年復刻）

土井忠生『日本語の歴史』、至文堂、1957年

『日本近代思想大系』、岩波書店、1989年

柄谷行人『日本精神分析』、『日本近代文学の起源』など。

子安宣邦『近代知のアルケオロジ－　国家と戦争と知識人』、『日本ナショナリズムの解読』など。

小森陽一『日本語の近代』など。

前言

研究近代中日关系的历史，福泽谕吉（1835-1901）是一个不可避开的非常重要的存在。他在政治动荡、内忧外患的德川幕府末期学习成长；在富国强兵、文明开化的明治政府的大变革下积极发表言论，最终成为近代日本著名的思想家。他一生先后著述了对于日本近代化发展历程产生巨大影响的《西洋事情》《劝学篇》《文明论的概略》等书；创办了《时事新报》亲任主编以及主要社评撰稿人；创建庆应大学等，在教育、言论、经济、政治、外交等各方面都非常活跃。

也是因为它所身处的波澜壮阔而又动荡变化的历史背景，以及他平时的合理化思维方式等等的原因，使得他的言论显得富于变化甚至于经常前后自相矛盾。他有时强调自由平等独立，有时又断然主张对朝鲜中国进行侵略（注）；有时主张东亚联合对抗西欧（注），有时又不无情绪地说出脱亚入欧等等。因此在他的生涯和思想当中深刻鲜明而又多方面地反映了近代日本发展历程的特点，再加上他一生的著述颇丰，于是虽然有关福泽谕吉的研究可谓是汗牛充栋，但特别是围绕福泽的对外观以及受福泽谕吉影响的日本近代化的特点等问题所得出的结论一直到现在还时有争论（注）。这也直接地反映出了福泽谕吉研究在日本近代化进程及特点研究，以及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等领域的重要性。

本文将主要通过对幕府末期福泽谕吉的著述以及活动进行考察，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梳理福泽谕吉的启蒙思想的形成以及探讨当时福泽谕吉的中国观等问题。有关福泽谕吉少年时期的文字记载很少，只能以福泽晚年的回忆录《福翁自传》为主，并参考其他相关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待到福泽谕吉进入幕府之后，相关的书简、著作等文字资料也变得丰富，此一期间的研究主要以对相关资料的解读和对比分析为中心展开。

第一章 少年福泽谕吉和中国

第一节 童年的生活体验

1835年1月10日福泽谕吉出生在大阪一个下层武士的家庭，其上有一个哥哥三个姐姐，其父福泽百助受中津藩的委派常驻大阪处理藩里的交易和债务等事务。百助虽然经常和大阪的富商巨贾们交往，但因为曾师从儒学者帆足万里（1778-1852）等学习儒学，内心常以汉儒学者自居。当福泽谕吉出生之时，恰好百助终于买到求购已久的中国书《上谕条例》而非常欣喜，于是从书名中取一字给孩子起了名字。另外据《福翁自传》记载，百助听说福泽谕吉的哥哥姐姐跟随老师学习乘法口诀，认为武士的孩子不应该学这种无聊的东西，于是从老师那里把自己的孩子们领了回来（注）。

但是当福泽谕吉一岁半的时候，百助突发脑溢血亡故，于是其母不得已带着五个孩子回到了位于九洲的中津藩居住。在家乡因为福泽一家的小孩们从衣着发型到说话口音都是大阪风格和周围的人们不同，于是渐渐地周围的孩子们都疏远了他们。另外虽然家的附近就住着舅舅家等亲戚，但是在《福翁自传》里却几乎没有提及亲戚们之间的互助亲情。提到的大多是因为家里孩子多所以很贫困，福泽谕吉自己很小就做很多手工活帮助家里等的场景（注）。

在当时的日本社会，福泽谕吉作为家里的次子，因为不能继承家业所以长大后可能生计无着，这件事也曾令其父百助困扰甚至于想把他送到寺庙中做和尚（注）。但是正因为没有压力所以倒也可以自由自在游玩嬉乐。《福翁自传》当中曾记述其兄三之助问他今后的志向，福泽答说“最想成为日本最有钱的人，想怎么花钱就怎么花钱”，而当福泽谕吉反问其兄时，三之助却非常严肃地只回答说“至死都要孝悌忠信”。严肃认真的长兄和自由任性的次子之间的差异跃然纸上。

童年时的福泽谕吉不光心灵手巧会做各种家务手工，有时也恶作剧。他曾经用脚踩神灵的牌位，甚至用石头偷换神社的神灵牌位，看是不是有报应惩罚。虽然结果什么也没有，但他也只能是看着大家跪拜被偷换的神灵而自己在一旁“一个人高兴”，没有提到有什么朋友。在《福翁自传》当中他曾说“在中津我没有莫逆之交的朋友”（注）。

来自周围人的疏远、家庭的贫困、亲戚之间亲情的淡薄等等这些生活的原始体验，使得年幼的福泽谕吉形成了一定的屈辱感，并且暗中促使他离开中津藩（注）。另一方面，在《福翁自传》里多处提到对父亲百助作为“真真正正的汉儒学者”的高大形象的信念，以及在大阪这个相对于偏僻的中津藩来说无疑是先进大都市（上方）的生活的经验，又构成了福泽谕吉相对于周围人的某种优越感。福泽谕吉正是带着这种复杂矛盾的情绪，度过了他的童年。

年纪很小就帮助别人做工以补贴家用这种生活的体验还直接地形成了福泽谕吉自立自强意识的经验原型，为这之后的自学荷兰语、英语，以及日后极力主张的自由独立构成基础。

第二节 儒学教育和中国观的形成

因为家里贫困的经济状况，直到大约十三四岁的时候福泽谕吉才开始上学，在当时也算很晚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启蒙，他跟随藩里的儒学者白石常人（注）开始了正式的儒学教育。据《福翁自传》的讲述，在白石常人的指导下福泽谕吉用了大约四、五年的时间，熟读了四书五经，特别是对于中国的历史书非常感兴趣，从《史记》《汉书》一直到《元明史略》等都读过，其中尤其喜欢《左传》，不但通读还前后读了十一遍。最终成为“一名汉学者” （注）。福泽谕吉对于儒学以及中国典籍的接触，也从这里开始。

但是福泽谕吉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掌握了儒学，应该还是有一定的疑问。首先，正如上述，他虽然读过儒学的经典四书五经等等，但对于日本儒学各派之间的学术争论，尤其是抽象思辨的理论等等也没有太多的深入思考，也没有表示出很大的兴趣。反而对于注重事实的历史典籍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热情。

其次，福泽谕吉的老师白石常人曾就学于儒学家野本白岩门下。野本白岩在诗文上多取朱子学者以及诗人赖山阳（1780-1832）（注）的风格；在学理上比较倾向于义理与实用并重的帆足万里（注）。白石常人本人在中年后又接近龟井派的龟井南冥（1743-1814）之子龟井昭阳（1773-1836）（注）。龟井派继承了批判朱子理学提倡实证研究古文的徂徕学，且龟井父子性格爽直，以经世之学常对现状持批判态度，这些都对白石常人产生影响（注）。福泽谕吉在《福翁自传》当中也说，“说到底（老师的）学派属于龟井派，我的老师对龟井（父子）非常崇拜”（注）。总而言之，无论是帆足万里还是徂徕学、龟井派，其学问上都具有实证主义的学风，这些都或多或少地影响到福泽谕吉，以至于后来学习洋学进而提倡“接近人们普通日用的实学”（注）。

和大多数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福泽谕吉在接受儒学教育的过程当中同时也接受了以儒学特有的概念意义系统。这种以五伦五常为中心的概念意义系统同时也和中国这个国家重叠起来，构成了福泽对于中国的最初的认识。并且当他开始接触到了中国以外的国家以及知识系统——洋学（西洋的知识体系）之时，他所能够达到的理解，都是基于儒学范围以内的理解（注）。

另一方面，当日后福泽谕吉全面接受了西洋的文明史观，反过来以西洋的文明史观来观察思考日本的问题之时，他又开始质疑进而批判当时日本作为统治意识形态的儒学。无疑，这种质疑和批判也同时指向了中国。而中国近代史上自鸦片战争以来对西洋各国殖民地侵略的接连不断的失败，更加加重了福泽谕吉的这种质疑和批判。最终，福泽谕吉站在文明史观的立场之上，以一种二元对立的模式构建出了文明的对立面——野蛮（包括半开化），而儒学（还有中国）就恰恰成为了他批判的对象。

第三节 游学经历和共同体生活体验

1853年美国海军将军佩里率领四艘全部涂成黑色的军舰来到日本，以武力逼迫日本幕府开国这件改变了日本近代史发展进程的大事件，也间接地改变了身处九州偏僻之地中津藩的福泽谕吉的命运。因为不断紧张的对外危机，中津藩也开始筹划海防，并计划派出人员学习洋学。一直渴望离开中津藩的福泽谕吉在哥哥三之助的帮助下，终于也获得了派到长崎留学的机会。1854年，20岁的青年福泽谕吉来到了长崎求学。

福泽谕吉在长崎大约住了一年左右的时间。除了一开始和藩里重臣之子奥平一岐短暂地住了一段时间之后，主要是作为食客寄居在兰学炮术家山本物次郎的家中。山本虽然被称之为炮术家，但其实并不懂荷兰语，只是家里有一些抄录的荷兰文军事书籍。他也就是靠向外借这些书籍换些经济收入。福泽一边在山本家里承担繁重的家务，一边到长崎各处的兰学家中听课学习荷兰语。一年多的时间过去，福泽也初步地掌握了荷兰语。也许是因为嫉妒福泽学习进步很快的原因，同在长崎求学的奥平一岐设计想让他回到中津藩。但是福泽在听说这件事后却决意去江户，只不过在途经大阪见到哥哥三之助后被留下。

1855年4月25日福泽谕吉又一次在哥哥的安排下，进入当时闻名全国的兰学家绪方洪庵（注）开设的荷兰语私塾——适塾学习。学习期间福泽谕吉曾患重病，在洪庵的精心治疗下稍有好转之后和哥哥一同回乡养病，病愈返回大阪期间哥哥去世不得已又回乡继承家业，继而痛下“无论如何也要完成学业成为一个人物”的决心，变卖家中父亲的藏书还债后再次回到大阪的适塾学习。

在大阪自由自在有时甚至有些放任不羁、努力刻苦又不修边幅的求学生活无疑给福泽谕吉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福翁自传》里有关的细节描写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让福泽留下如此深刻印象的除了适塾里由学生自主运营所带来的自由的学习气氛之外，还有就是完全靠学习成绩来排定座次这样的能力主义的规定。在这样自由而且不乏紧张的学习气氛当中，福泽谕吉依靠天资聪颖以及个人的努力等原因，最终做到了塾头——在学校里仅次于老师绪方洪庵的地位。

另一方面《福翁自传》里的相关描写当中，和其他同学天真无邪又质朴无华的友情也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相对于在中津藩时的孤独寂寞，在大阪的求学生活当中福泽总是和很多同学们一起刻苦学习、玩闹嬉戏。这种既有紧张竞争又充满和谐友情的共同体式的生活，也给日后福泽在《劝学篇》当中主张以学问定高低贵贱，既有竞争而每个人又都各守本分的和谐社会的描绘，提供了经验基础（注）。

每日以自然科学为主的兰学的学习，也不知不觉地渐渐改变了福泽谕吉的思维方式。这主要表现在他对中医（汉方医）的态度上。《福翁自传》里描述了包括福泽在内的适塾的学生们见到中医塾的学生们后厌恶之情溢于言表，“由于厌恶中医医生甚至于连儒学者也都厌恶，不管是什么只要是中国的东西全部都要打倒，这好像已经成了（适塾学生的）定则”。这种回忆当然有老年福泽谕吉思想的投影，所以不能全部相信（注）。但这至少也表明客观实证的西洋科学的研究方法开始影响到曾经差一点就成为儒学者的福泽谕吉。

进入适塾学习三年后的1858年10月，在大阪的福泽谕吉接到了中津藩在江户藩邸的命令，要他到江户藩邸开设兰学塾教育藩里的子弟。福泽谕吉的努力学习以及优异的成绩得到了中津藩的认可。虽然曾和福泽谕吉有过不愉快经历的中津藩重臣奥平一岐此时也在江户，但福泽还是自豪地放言“此去江户并非学而是教”，欣然接受。

第二章 幕府忠臣福泽谕吉和中国

第一节 第一回西洋之行和门阀制度

到达江户的福泽谕吉很快在位于铁炮洲的藩邸开设了私塾，这间私塾也就是庆应大学的肇始。他一边在私塾里教育学生，一边往来与江户兰学者如桂川甫周家中的社交圈中。在和周围人的交往当中，福泽在年轻人的血气方刚和适塾塾长的自负的驱使之下常常暗地里比试着相互之间的兰学水平的高低，同时也为日后的发展机会奠定基础。

时间很快到了次年的1859年6月，日本按照条约开放了横滨、长崎、函馆三港（注），允许和俄法英荷美五国的自由贸易。福泽谕吉随即到江户附近的横滨游览观光，在此他发现各国通用的语言并不是他费尽心力努力学习的荷兰语，而是他根本不懂的英语。受到极大刺激的福泽谕吉决心学习英语，但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同是兰学者的朋友神田孝平（）、大村益次郎（）等人并希望一起学习之时，得到的却是否定的答复。而且当时懂得英语的人也非常少，参考资料也很难找到，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之下，福泽和朋友原田敬策开始自学英语。

就在福泽谕吉开始自学英语后不久，就传来了幕府即将派遣使节赴美国交换批准《日美修好通商条约》，并派遣军舰“咸临丸”一同出访的消息。十分想到外国实地考察的福泽谕吉于是拜托桂川甫周想办法，桂川于是又拜托自己的亲戚，本次出访的军舰咸临丸的舰长木村喜毅。最终福泽作为木村喜毅的随从登上咸临丸去了美国。应该说作为中津藩兰学教师的福泽谕吉不在意随从的低微身份执意赴美的背后，有的是对学习英语的极大的热情，还有对西洋文明的极强的好奇心和兴趣。

咸临丸1860年2月4日从江户出发。由于缺乏远洋航海经验，这艘荷兰制造的蒸汽船（远洋上主要用风帆）经过22天的艰苦航行，终于到达美国的旧金山。多年的洋学的学习之后首次的实地考察，肯定是充满新鲜和刺激的旅行。但从当时福泽谕吉记录下来的《万延元年美国和夏威夷见闻报告书》来看，所记录的大多是城市的风景、市民的生活场景、物价等，而且所记录的条目也非常简单。这应该是因为此时的福泽谕吉还不太懂英语，因为语言不通导致无法深入和美国人交流的缘故。

但根据《福翁自传》的回忆，访美之行还是让福泽谕吉看到了和封建专制等级森严的日本社会根本不同的文明社会。比如说美国人不知道也不关心华盛顿的子孙后代现在何处、男性普遍尊重女性等等。其次，实地身处美国也给了福泽一个反思日本的视角，使得他能够摆脱不谙世界发展潮流唯我独尊的狭隘意识，在国际交往的更为关阔的视角上思考日本一国的问题。实际上，在旧金山港福泽购买了一部由中国人子卿编写的中英文词典《华英通语》，回到日本之后在原书的每个英文词条的中文注音后标上日语的假名注音，题名为《增订华英通语》随即于同年8月出版。在书的一开始“凡例”部分里，表达了今后日本和各国的贸易往来将更加频繁昌盛，出版此书正可以“答国家之急务”（一卷69页）。这里已经有了和世界各国交往的愿望和一个统一的日本的国家意识的原型。

回到日本之后，日本内外政局的益加复杂的变化虽然让福泽感到困扰，但发生在福泽自身境遇的变化却也让他眼花缭乱。就在咸临丸出访期间的3月24日，尊王攘夷派的武士在樱田门外暗杀了幕府的大老（负责人）井伊直弼（樱田门外之变）。尊攘派武士的活动也随即更加活跃，积极筹划各种如暗杀外国人等的活动。

同年幕府由于认可福泽谕吉的外语能力而任命他为“幕府外语翻译”（幕府外国方），翻译外交文件。而且由于工作的关系，福泽谕吉还可以自由地阅读幕府的各种藏书。幕府的任命对于一介中津藩下级武士的福泽谕吉来说，是一项莫大的光荣。因此随即就有了和在中津藩的待遇为300石的重要人物土岐太郎的二女儿锦结婚的事情。结婚的时候，藩里的人已经把福泽谕吉当作在幕府工作的人物来对待，所以结婚的新居也不是在藩邸内，而是另外在新钱座租了房子。

在《福翁自传》当中，福泽谕吉曾经严厉指责封建专制下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并曾说“门阀制度是我父亲的敌人”，但是在幕末这段时期，事业上处于上升趋势的福泽谕吉看起来却并没有这样想。由于身份地位的变化，福泽谕吉能够更加接近中津藩乃至幕府的上层人物，对它们施加自己的影响或为自己提供方便。这从之后他频繁地和中津藩重臣岛津佑太郎、冈见彦三等人的书信往来，以及后来得到木村喜毅的举荐正式成为幕府直参等事情当中可以看出来。因此，福泽谕吉的结婚也并不像他在《福翁自传》当中所说的那样是打破了封建门阀制度，而是因为他的才干和能力得到权力体制的认可的结果。而他本人也最终通过结婚被编入到门阀体制当中，逐步成为封建体制的一名受益人。

前几天主持《古事记》读书会，有感于大家还不太会发表，因此自告奋勇先发表一次，期待给大家示范一下自己理解的发表。

其实类似读书会的发表就是一个小型的研讨会。每次事先指定一个发表者，提前做好准备。发表时大家选定一个主持人，由主持人主持会议进程。

基本流程包括主持人讲话（主要是发表的主题等），然后发表者把资料分发各与会者，开始发表内容。

接下来进入讨论时段，这时候主持人的作用很大，基本上所有的问题都应该面向主持人，然后主持人请发表者回答（避免人身攻击。当然如果大家熟识，也可以直接向发表者提问）。

其他诸如与会者的问题的合适与否、是否就某个问题深入探讨等，都由主持人说了算。最后主持人总结发言。

当然，事后应该把本次发表的过程记录下来，最好整理成纸质的文档印刷若干，再分发给大家。在印刷之前，一般会邀请若干成员就本次读书会写一篇文章，文章可以是参加的感言，也可以是针对发表主题的自己的研究心得。印刷出来的小册子，最好有封面，上面有连续的标号。最后附有下期读书会的联络事项等。

这样，一次读书会才算圆满完成。

下面把自己的发表稿子贴出来，大家不要笑话我。

 

『古事記』読書会発表　東華大学日本語科 孫攀河　2009.5.4

大野晋『日本人の神』（新潮文庫6664）　　　　Ⅵ　カミの輸入

内容要約

稲作と弥生時代

　　カミの語源は？言葉の由来の問題に考古学が関わっている（P127）。五、六世紀より日本に伝わった儒教や仏教はやがて日本人の思想や信仰に支配的な力を及ぼす。だから江戸の国学者は日本の原型は「豊葦原の瑞穂の国」だと信じていた。しかし明治以後の考古学によれば、稲作は弥生時代（B.C.500－A.D.300）から始まった。つまり「豊葦原の瑞穂の国」は天地開闢の初めから日本の地にあったものではない。

　　弥生（稲作、金属器、機織、古墳など）の文明は朝鮮半島や、中国江南から輸入。筆者はさらに言語の問題を含ませて考えるべきだと思う。

古代日本語の特徴

日本語の文法と同じ－アルタイ語（ツングース語、モンゴル語、トルコ語など）。しかし対応する単語がほとんど発見できない。

　　ラスクの標準（単語352の対応）。＝比較言語学。

　　日本語の場合。さらに「係り結び」、詩の様式（五七五七五七五七…、五七五七七）、助詞や助動詞の音韻法則など。

　　以上の条件すべてそなえる言語＝タミル語（インド最南端、五千万人使用、B.C.200－A.D.200年間2400首の詩など）。

　タルミ語と日本語

『日本語の形成』（岩波書店、2000）。『日本語の起源　新版』（岩波書店、1994）。『日本語はどこからきたのか』（中公文庫、1999）など。

　　弥生の文明四要素→産業革命や原子力利用のような大きな変革。縄文に大きな打撃（都市の形成、王の誕生、大規模の戦争など）。→と同時に、言語の体系的転換＝縄文時代の言語はやがて消えていく。

P133の表。中国江南の地に対応単語がない。タミル語に共通。またその輸入は「物」の世界だけではなかった。「精神」の世界にも（カミ、マツル、ハラフ、コフなど）。

　カミをめぐる言葉　　

単語	日本語での意味	タミル語での意味
①マツル	潔斎して神を迎え、神に食べ物その他を差し上げ、生産の豊穣、生活の安穏、行路の安全を祈ること。	mat-u　飲ませる、食わせる。 mat-ai　神に対する食べ物の奉献。
②ハラフ	けがれ・邪悪などを払いのけるため、神社などで、行われる行事・神事である。	Par-avu 神に祈る。敬意を表す。神を讃える。歌う。物をひろげる。物を差し出す。
③コフ	神・仏・主君・親・夫に対し、人・臣下・子・妻などが祈る。祈って何かを求める。	Kupp-u 儀礼の時に手を合わす。
④ノム	叩頭。首を垂れて祈る。	Namp-u 熱望する。信仰する。希望する。
⑤ホク	祝く。神や物事を褒め讃える言葉を述べて、その言葉通りのことが実現することを祈ること。	Puk-ar 賞讃。公式の場で褒め讃えること。
⑥アガム	尊敬して大切にする。	Onk-n 賞揚される。尊(とうと)ばれる。
⑦ウヤ	敬礼。	Uy-arttu 大いに尊敬する。尊敬を持って扱う。
⑧イミ	忌み。死の穢れをさける禁忌・隔離・接触禁止。死や血などの恐るべき力に汚染されていて、人間が触れてはならない物・場所。	Im 火葬場・埋葬地。
⑨ハカ	墓。塚。陵。	Pokk-a 穴を掘る。穴をあける。

　人に害をなすモノ（鬼）

単語	日本語での意味	タミル語での意味
⑩モノ	鬼(もの)。もののけ。	Mun-i　邪悪・鬼。怨霊(おんりょう)。
供養しないとタタリがある＝日本の「御霊(ごりょう)信仰」。

　化物と幽霊との違い

単語	日本語での意味	タミル語での意味
⑪バカス	化かす。悪魔が人をだまして、その人を意のままにし、ある場所から他の場所へ連れて行ったりする。また比喩。惑わす、または欺きだます。媚　バク狐媚(きつねこび)。妖術掛。	pak-attu 魅惑する、魂を奪う、誘い込む。脅かす、威嚇する、目的を達するために脅かす。
	「幽霊」＝怨みが持つ人がなるもの。　　　　　　　 「化け」＝相手をたぶらかし脅かすもの。	タミル語のモノ。 タミル語のバカス。

ツミ（罪）・ワル（悪）・トガ（咎）

単語	日本語での意味	タミル語での意味
⑫ツミ	天つ罪＝農業生産を阻害する行為。 国つ罪＝人間や動物の繁殖に害のある行為または現象。	tim-ai 損害。失敗・罪過。残酷・傷害。罪深い行為。
⑬ワル	悪。過失、間違いであり、罪悪である。	var-u 過失・失敗。罪悪。
⑭トガ	咎。人が指弾するような欠点・過失。	tuk-al 塵・塵の粒。花粉。過失・道徳的な欠点。

　ミ・ヒ（霊、日・昼）・イツ

単語	日本語での意味	タミル語での意味
⑮ミ	接頭語。はじめは高い所・天・天にます神の意と考えられ、それが神聖な・神の子孫・天皇などまで表すに至った。	mi 天空。偉大・権威。高所。頂上。
⑯ヒ	霊。原始的な活力を示す言葉で、産(むすひ)霊とは物を産出する霊力であり、重日(いかしひ)といえば立派で厳(おごそ)かな盛んな霊力を言う。	pee 自然力・活力・威力・神々(こうごう)しさ。
⑰ヒ	日・昼。	vel-u　白くなる。夜が明ける。鮮明になる。 vel-i　一日が明ける。暗くなった後で、太陽や月が明るく輝く。
⑱イツ	稜威(いつ)・いちしるし・いちはやし。 稜威(いつ)＝激しい雷光のような威力。 いち＝さっと恐ろしく働く神威の意。	it-i　雷光・雷鳴・轟音(ごうおん)。

　ヲ（男）・メ（女）・ウシ（主人）・ムチ（貴）

　　神名に付く接尾語。

単語	日本語での意味	タミル語での意味
⑲ヲ	雄。壮士(をとこ)。若い男性。	pottu　牛・虎・鹿など動物の雄(オス)。孔雀・青鷺(あおさぎ)など鳥の雄。
⑳メ	女(め)。古来は女性。または女(み)。イサナミ・オミナ。	mell-i　婦人。
21ウシ	主人(うし)。「ヌシ」を派生。人の尊称。	ucc-i　頭・頂点・頂上・限度。
22ムツ 　ムチ	貴(むつ)。相手を高い、貴いとして重んじること。	mutu　年配であること。長老。 mutu　老年。成熟。 muttor　年配の人。学識の人。大臣。

　カミの対応語

単語	タミル語での意味
kom-au	超能力を持つもの。統治者。 『タミル語大辞典』では「王・高位の人・霊的指導者」。 サンムガダス教授では ①「超能力を有する支配者。神。」 ②「王・支配者」
kon	①神。 ②王様。支配者。
ko	山・天・雷光・帝王・偉人・父。
「神」「雷」「山」という意味＝日本語のカミと共通。P14参照。

　南インドのカミと日本のカミ

　　河野亮仙の研究。山下博司の研究。

日本のカミ	タミル語のkom-au
①唯一の存在でなく、多数存在した。 ②具体的な姿・形を持たなかった。 ③カミは漂動し、来臨し憑代(よりしろ)に付いた。 ④カミはそれぞれの場所や物・事柄を領有し支配する主体であった。 ⑤超人的な威力を持つ恐ろしい存在であった。 ⑥カミの人格化。	日本語のカミの持つ、①～⑥の意味をすべて併せ持つ言葉である。

関連事項

Wikiでは、神（かみ）

• 中国語の「神」。本来は、「精神」の「神」、「神仙」の「神」の意味。
• 神 (神道)、日本の神の一覧。日本語の「カミ」。普通の人間以上の能力をもつ存在。
  • 雷。
  • 狼。

神。上の「カミ」から転じて、一般の宗教・哲学における神。

• ヤハウェ。キリスト教などアブラハムの宗教の唯一神。中国で聖書を翻訳した際、漢字「神」をあてたことによる。（聖書翻訳#中国語参照）
• 天部。仏教で、バラモン教などインド神話の神々に由来する護法善神（守護神）。

特定能力が著しく秀でた、もしくは特定分野で認められた人物への敬称。→比喩としての「神様」「神」一覧

• なお、大型インターネット掲示板・2ちゃんねるにおけるネットスラングでは、これらのことを「ネ申」（ね・もうす、（新字体の）”かみ”）や「示申」（しめす・もうす、（旧字体の）”かみ”）と表すことがある。なお、これらの詳細については当該項目を参照。

テレビドラマ『世にも奇妙な物語』の1エピソード。1991年12月19日放送、ポール牧主演。

日本語の姓。

• 神重徳（かみ しげのり） - 日本の軍人。
• 神ひろし（じん ひろし） - 日本のアナウンサー。

神戸市の略。（例: 阪神、神明、西神）

阪神タイガースの略。かつて存在した阪急ブレーブス（略称は「急」）と区別するため、「阪」ではなく「神」と略す。

狂言の演目。脇狂言⇒福の神 (狂言)を参照。

ジョン・レノンの楽曲⇒ゴッド (ジョン・レノン)を参照。

ゲーム制作サークル・Z-TEAMが制作した6人対戦型格闘アクションゲーム・G.O.D。フリーウェア。現在のものには専用オリジナルキャラクターが4キャラ分付属しているが、かつては5キャラ分付属していた。

「神（かみ）は、万物を擬人化して表現するアニミズム的な発想に基づく元型から作り出された象徴の一種であったり、人間の及ばぬ知恵・知識・力を持つとされる存在であったり、宗教によっては、人間を含む生命やこの世界そのものなど万物を創り出した造物主的存在であるとされることもある。しばしば英知や真理の担い手として扱われ、人知を超えた力や運命と関連づけられ、信仰や畏怖の対象となる。」

神の性質に関して、その唯一性を強調する場合一神教、多元性を強調する場合多神教、遍在性を強調する場合汎神論が生まれるとされる。ただし汎神論はしばしば一神教、多神教の双方に内包されることもある。また、古代から現在まで神話的世界観の中で、神は超越的であると同時に人間のような意思を持つものとして捉えられてきたが、近代科学の発展と無神論者からの批判を受け、このような神理解を改めるべきという意見も現れている。

世界的に見ると、神を信じている人は多く（アブラハムの宗教だけでも30億人を超える）、神に基づいて自身の生活様式を整えている人、"神とともに生きている"と形容できるような人は多い。

人知を超えた存在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ことや、人間や動物のように社会や自然の内に一個体として存在していることは観察できないことから、神の存在を疑う者も多い。神の不在を信じる者は無神論者と呼ばれ、マルクス主義は無神論の立場に立つ。また、実存主義者の一部も無神論を主張する。

また神が存在するかどうかは知りえないことであると考える者は不可知論者と呼ばれる。

神がどのような存在であるかについての様々な考え方は、宗教や哲学などに見ることができる。以下にその主なものを挙げる。これらの考え方がそれぞれに両立可能なのか不可能なのかは個人の解釈にもより、一概には言えない。

• 造物主（ギリシア語ではデミウルゴス）、第一原因としての神。全ての物事の原因を辿って行った時に、全ての原因となる最初の創造（創世）行為を行った者として、想定される神。
• アニミズム（汎神論）における神。洞窟や岩、山、水（泉、滝）など自然界の様々な物事（あるいは全ての物事）に固有の神。それらの物事に「宿っている」とされる。
• 守護神、恩恵を与える者としての神。神は祈り、信仰、犠牲などに応じて現世や来世における恩恵を与えてくれる存在であるとする考え方がある。
• 人格神。神が人と同じような姿や人格を持つとする考え方がある。
• 現実世界そのものとしての神。この世界のありようがそのまま神のありようであるとする。例えばアインシュタインやスピノザはこのような考え方を採ったことで知られている。汎神論。
• 宇宙人であるとの説。
• 異世界人の可能性もある。

　日本人にとっては日本語が神、アメリカ人にとっては英語が神なのかもしれない。

自然科学との関係：日常的には、今日における自然科学の発達は、『神』の存在に対して否定的に働くものと考えられることは少なくない。 しかし、西ヨーロッパやイスラム世界における自然科学の発達は神への信仰と深く結びついており、アイザック・ニュートン　や　ヨハネス・ケプラーなど宗教的情熱を背景として自然科学の発達に大きく貢献した科学者は数多いという意見もある（理神論など）。

実際ヨーロッパでは神の存在について研究する神学は長きにわたって学問上の基礎科目であり、オックスフォード大学もケンブリッジ大学も、ハーバード大学も元は神学校である。

これに関連して、ゼロの概念を生んだインドや製紙法・火薬・羅針盤の三大発明をなした中国ではなく、なぜ西ヨーロッパにおいて自然科学が大いに発展したのかについて、自然の中に神を見出すのではなく、神を自然とは全く異なる「万物の創造者」と考え、自然を克服の対象として捉える宗教観が根底にあるのではないかという主張が、主としてヨーロッパ中心主義者によって唱えられることもある。しかしこれは近代以降におけるヨーロッパのみを特別視し、それ以前のヨーロッパの技術的・科学的後進性を無視したエスノセントリズムに過ぎないとの批判もある。

また、人間はその生物学的本質として、神の存在を必要とするという指摘もある。すなわち、時間の概念を認識し、かつ「死」の概念を理解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は人間の高度に発達した大脳においてのみであり、いずれ死を迎えるという未来に対して不安を抱く。死を始めとする自らの努力においてはどうしようもない未来に対する巨大な不安を和らげる為に人知を超越した神の存在を設定しようとする、というものである。

このような性質から、永続的な不安を感じることの少ない若い世代においては神への強い信仰は得られにくく、死という最も大きい不安を感じることの多い年配の世代になればなるほどに神への信仰を持つ率が高くなると言われている。また両親が信仰を持つことなどからの影響で信仰心を持つ場合も少なくないが、逆に家庭内での不和等が生みだす永続的な不安感を持つ者は絶対的な他者への救いを求めることへ繋がりやすく、新興宗教がその受け皿となることも多い。

神の死 かつては無条件に神またはそれに類する超越的存在は信じられ、疑うことは稀であったが近代に入り科学が諸分野で成功を挙げるようになると、唯物論など神を介しない思考も先進諸国を中心に力を得てきた。長らく神学を継承しながらも批判的に発展してきた哲学でもその風潮を受け、19世紀にはニーチェが有名な「神の死」を指摘した。その影響を受け戦後の一時期実存主義というものが盛んになった。今日では無条件に「神」を信ずる者は中世などに比べ多くはないとされる。ニーチェが提起した「神の死」は善悪の行いを基準とした「死後の世界」の崩壊を招きニヒリズムをもたらした。

質疑

稲作(いなさく)について

起源

従来、稲作の起源は植物相の豊富な中国雲南省ではないかといわれてきたが、最近の考古学的調査により雲南省の稲作遺跡は4,400年前以上に遡れないことが明らかになった。 ところが、中流域右岸にある江西省や湖南省で1万年以上前に遡る稲籾が続々と発見されており、古いものは1万2000年前に遡る[1]。これらは焼畑による陸稲栽培と考えられている。また、1980年代に揚子江下流右岸の浙江省寧波の河姆渡（かぼと）村から炭素14年代測定法で約7000〜6500年前の水田耕作遺物（水田遺構は発見されていない）が発見されており、稲の水田耕作は揚子江中・下流に起源するとする説が有力である。なお最古の水田遺構は馬家浜文化の中期にあたる約6000年前の揚子江下流左岸の江蘇省呉県の草鞋山遺跡で、見つかっている。

日本への伝来

稲の伝来に関して、以下の説が主なものとして存在する。

1. 揚子江下流域原産米が山東半島（斉の田）を経て、朝鮮半島南部を経由して九州北部に伝来[2]。
2. 遼東半島から朝鮮半島を南下して九州北部に伝来[3]。
3. 揚子江下流域から直接九州北部に伝来（対馬暖流ルート）[4]。
4. 江南から西南諸島を経て南九州へ（黒潮ルート）[5]。

2.は、遼東半島や朝鮮北部での水耕田跡が近代まで見つからないこと、朝鮮半島での確認された炭化米が紀元前2000年が最古であり、畑作米の確認しか取れない点、極東アジアにおける温帯ジャポニカ種/熱帯ジャポニカ種の遺伝分析において、一部遺伝子が朝鮮半島を含む中国東北部から確認されない点などの複数の証左から、支持者は少ない（ただし陸稲は遼東半島から朝鮮半島へ）。

また、4.の江南からの黒潮ルートは縄文時代の熱帯ジャポニカの伝来ルートとして、以前は有力視されていた。このルートは柳田國男の提唱した「海上の道」で名高かったが、沖縄における稲作は10世紀以降と考えられるので現在では支持者は少ない。

日本における歴史

日本列島における稲作の歴史は長きに亘って弥生時代に始まるとされてきた。しかし、近年になって縄文後期中葉に属する岡山県南溝手遺跡や同県津島岡大遺跡の土器胎土内からイネのプラント・オパールが発見されたことにより、紀元前約3500年前から陸稲（熱帯ジャポニカ）による稲作が行われていたとする学説が有力となり、また朝寝鼻貝塚の6000年前の地層からイネプラントオパールが発見されたことによって、縄文時代中期以前まで遡るとする説も出てきて、稲作が生業であったかどうかは別にしても、縄文時代後・晩期ごろ栽培されていたことはほぼ確実だと推定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水稲耕作が行われた弥生時代より以前の稲作は陸稲として長い間栽培されてきたことは熊本県上ノ原遺跡出土の資料からも類推されていた。そして、縄文時代の栽培穀物は、イネ、オオムギ、アズキ、アワであり、これらの栽培穀物は、後期・晩期（炭素年代測定で4000〜2300年前）に属する。

日本の最古の水田址は縄文時代晩期水田址で、約2500年前である。

さらに近年の炭素14年代測定法により弥生時代の始まりが少なくとも紀元前10世紀まで遡る可能性が出てきた。弥生時代前期初頭の水田遺構は、福岡平野の板付遺跡や野多目遺跡、早良平野の橋本一丁田遺跡等で発見されている。

「最初から稲作の方法は変わっていない」池橋　宏によれば、最古の水田である弥生時代の初めの岡山県津島江道遺跡はいわゆる小区画水田で、それには水口もついている…。同じ初期の福岡市の野多目遺跡では、大区画水田…。というように現代と同じ水田システムがあったとしている。すなわち水田技術は最初から完成されていた。

日本では、寒冷な東北地方でも古くから栽培が行われていたが、江戸時代まではその生産量が不安定であったことが知られている。東北地方は度々やませに悩まされ、冷害による甚大な被害を受けた。江戸時代からは北海道渡島半島で稲が栽培されはじめたが、その規模は微々たるものであった。明治時代以降は北海道の石狩平野でも栽培されるようになり、寒冷地で稲作を可能とするために多くの技術開発が行われた。

戦後、国内生産が軌道に乗ってからは、政府が米を主食として保護政策を行ってきた。 不作を除いて輸入を禁止し、流通販売を規制した。 自主流通米は量を制限し、政府買い上げについては、買い上げ価格より安く赤字で売り渡す逆ザヤにより、農家の収入を維持しつつ価格上昇を抑制した。水田は与党であった自民党の票田でもあった。 農閑期に行われていた出稼ぎは、稲作に機械化が進み、人手が余り要らなくなったため、母ちゃん、爺ちゃん、婆ちゃんの三ちゃん農業が多くなり、通年出稼ぎに行く一家の主が増え、専業農家より兼業農家の方が多くなった。 品種改良は、当初、耐寒性の向上や収量が多くなるように行われてきた。代表的品種は、日本晴である。飽食の時代になってからは、コシヒカリやその系統の、良食味米と耐病性向上が主流になった。 食料自給率が低いにもかかわらず米余りになると、減反政策を行い、米を作らない農家に補助金を支給した。 豊作で青田刈りを行った年もあった。 規制緩和により、スーパーマーケット等にも販売が解禁された。国際的な貿易自由化の流れにより、高率の関税を課す関税方式で輸入を解禁した。 正規の流通以外で売買されていたいわゆる闇米が増え、実質野放しとなり、国内の流通販売はほぼ完全に自由化された。

 

1、 弥生文明四要素で最も大きなひとつの稲作についてどう解釈したらいいか。（補足、つまり稲は中国起源で、南インドとはどういう関係？）

2、 タミル語と朝鮮語との関係は言及したものの、それが中国語、あるいは古代楚、呉、越などの方言との関係は？（補足、日本との近接地域ではなく、南インドとの関係を解明する著者の問題意識とは？）

3、 アルタイ語との関係とは？　　　　　　　　　　　　　　　　　　　など。

去年抽时间看了大河剧《功名十字路口》，看后感慨良多。想写一篇文章，把自己的思考记录下来，于是先写了个大纲。但是之后杂事不断，于是这就成了未完成的论文。贴出来，纪念自己的不足月就分娩的婴儿。顺便提醒自己，真的要专注做些事情。

 

一、何谓乱世？——代前言

战国时代概观（旧秩序的崩溃和“下克上”的战国时代精神）

建立新秩序的摸索（织丰政权的成立）

乱世中的民众和武士

二、乱世的无常和常习

日本的无常观（《源氏物语》《平家物语》等）

乱世的无常（浅井三姐妹、比睿山和本愿寺的战火等）

“诸行无常”乃常习

三、历史观——“为了和平时代”

关键台词“为了和平时代”（明智光秀的遗言、高台院的愿望）

以“和平”之名的杀戮（“以血洗血”、山内转而投靠杀父仇人织田、杀害浅井小孩、杀害僧侣神官、杀害四国“一领具足”首领）

历史观的背后（日本的“神”和“天”、侵略战争的理论、现代日本历史观的困境）

四、电视剧的浪漫和历史的真实

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的意义

历史需要什么样的想象力

所谓开题，就是说让老师看看拟定的题目能否发展成一篇论文。

老师不是万能的，学生的研究兴趣又总是五花八门的，所以老师在指导的时候并不能面面俱到，字字真言。这是个矛盾。

但老师毕竟应该经多见广，而且对于什么是学术论文有自己的见解。

所以至少在论题范围的设定、论文的架构、资料搜集、写作技巧等方面能给予学生指导。

或者说论文指导主要就是指导这些内容的。

今天的开题，就我们组的学生发表而言，整体情况只能说是尚可。

说得直接一点，通读一下学生给的发表资料，就知道该学生之前的准备情况。

读过相当的相关资料，并且有一定的理解和自己的见地的学生，

所做的发表资料一定是有明确的问题意识，章节构成有逻辑性（严密与否尚待其次），预设的结论比较合理。

相反的学生一般首先没有问题意识（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写这个题目），

章节构成随意性强（看不出各章节之间的联系，和结论的关系等），

因此很多人的开题一开始就已经有了结论，不证自明（那还写它作什么啊）。

因此我当时就说了几个同学，告诉他们还需要修改。

现在说这些话，虽然学生可能觉得有点委屈（安慰一下郭同学），

但是比起到了明年一开学就举行的中期检查时才发现问题，要好得多。

各位看到这篇文章的同学，有论文方面的问题，除了找指导老师，也可以找我谈谈。

事先声明，我更不是万能的。

我只能从上述的几个方面给大家提点建议，也许能帮助大家一点，仅此而已。

我的联络方式大家应该都有的。比较推荐大家用电子邮件，互相方便。

祝大家论文顺利。